吴晓波：600年前的南中国海

　　吴晓波

　　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早慧而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中国，以坚定而骄傲的自闭方式拒绝参与。

　　近期，中国的周边不太平，尤其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南中国海地区提出了领海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南海危机”。唐宋以来，中国与南亚诸国的互动频繁，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今天的专栏，说说明朝时候的旧事。

　　在1300年代末、1400年代初，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和元朝的灭亡，中国与欧洲的陆地联系中断，欧洲尚未强大，明帝国成为东方最为强大的帝国。明朝皇帝习惯将海外各国视为藩属，将其与明朝的外交活动称作“朝贡”。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为宗旨，热衷于政治上万国臣服的独尊。

　　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明朝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第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第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进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第三，多元化前提下的文化认同，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由滨下武志的研究可见，在1400年代前后的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与经济联盟，这也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若没有欧洲人的强行进入，这又是一个超稳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朝贡制度的影响下，不同地区的人形成了相同的奢侈品品味，各国商品的品质标准也趋于一致。所以，当欧洲人进入到这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甚至在一开始，仅仅是一些好奇而充满了崇敬之心的采购者。

　　在这个稳定的东亚秩序中，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互动尤其密切。明成祖年间，大太监郑和的七下西洋，庞大舰队所呈现出的军事实力和商品丰富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朱棣在委派郑和出洋的同时，在京城设立会同馆以待国宾，还设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这一国际联盟维持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松散与瓦解，正是亚洲与欧洲实力陡转的关键所在。而让人无比叹息的是，对其的率先破坏者，竟是明帝国自身。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这一年，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次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郑和历次航海留下的所有官方文档均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毁。据《明律解附例·附录》记载，朝廷在1585年甚至发布过一道命令，声称谁要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就视同叛乱，处以死刑。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戛然而止。

　　也是在1492年的8月，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国书，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

　　在西方史学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描述的，“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他还曾用充满了吊诡的笔调描写中国的闭关锁国：“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与悲剧的意味。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早慧而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中国，以坚定而骄傲的自闭方式拒绝参与。后人读史至此，莫不掷书而起，面壁一叹。

　　作者：吴晓波（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常年从事公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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