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鲜血拷问校车是是非非

　　作者：高德起

　　必须要说说校车的事了。9月26日，山西灵石校车事件，7名初中生死亡，5人受伤；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校车事件，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

　　教育部于是通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发生校车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后，所有省区市均已成立了省级专项督察工作小组，开始对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展开专项督察工作。

　　看上去很给力的措施，遗憾的是，校车事件并未因举国督察而偃旗息鼓。教育部的话音未落，11月26日，辽宁省凤城再发校车事件，35名孩子受伤；三天之后，河南濮阳校车事件又发，15名幼儿和老师中10人受伤，其中4名幼儿伤势较重。

　　接连不断的惨痛事故，如幽灵般与校车如影随行。据相关媒体的不完全统计，仅在2010年10月到2011年9月一年间，全国各地共发生校车事故22起，死亡人数达到47人，平均每月有4名儿童惨死在上下学的路上，而监管不力、运营失当，几乎在每次校车安全事故中都有体现，孩子的鲜血在不断拷问校车的安全制度。

　　国人震惊震怒，舆论的矛头开始指向有关部门。主管部门自有应对，“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十多个部委正在讨论我国校车制度的建立问题。”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如是说。

　　在诸多孩子以血的代价，才换来督察、讨论之类的不惊不扰徐步而行的做派之后，不禁要问：一定要用孩子们生命的呜咽，才能唤醒管理的良知？

　　更何况，在此之前，有关校车安全，不是没有人呼吁。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就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

　　据周洪宇介绍，教育部在回复中表示，财政投入不足是开展校车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最后的结论认为，4500亿的政府买单费用太大。

　　买单费用太大，居然成了放任校车事故发生的理由，实在令人很无语。且不说经济发达的美国、法国、日本等国，校车已成不可侵犯的“特权车”，就连经济并不太发达的古巴、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校车管理体系，我们的有关部门却还在生命面前算计买单费用的大小，这无疑是件很悲哀的事。

　　事实上，不仅周洪宇早就校车问题提出议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多年前在教育部领导调研的时候，也提出过校车问题，但是，“当时人家还诧异：你怎么会想到校车的问题？”看来，在人们看来相当重要的校车问题，至少在几年前是入不了某些大人物的法眼的。也正因此，袁桂林认为事涉校车，“关键是政府做不做和想不想做的问题。”

　　现在的消息是，《校车安全条例》已经纳入议事日程。虽然这对于那些校车惨案中罹难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对更多的孩子们来说，这总归还是令人欣慰的，尽管它来得实在太迟了一些。

　　简单地历数过有关校车的是是非非之后，不难发现，从重于泰山的生命屡受忽视，到终于受到制度层面的重视，其中的转变过程，有着太多不能承受之痛。

　　无论有关部门对此是有所感想，还是毫无感觉，有一个现象却值得注意。据报道，校车话题的渐次升温，已经成了资本市场的利好消息，受此推动，二级市场里客车股闻风而动，一些资金朝这些“校车概念股”蜂拥而上。一些企业也开始摩拳擦掌，寻找市场突破口。

　　资本市场的热烈反应，与此前有关部门的冷漠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说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但真的不希望，本应为孩子们构筑安全的校车，在溅染了太多的鲜血之后，又沾染上太多金钱的味道。不知道有关部门对此会如何看待，只好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