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经济学家放弃对儒家的偏见

　　秋风

　　人们、包括经济学界，在论证市场制度的时候，经常犯一个错误：他们以三十年计划体制想象整个中国历史，以为中国人自古就生活在非市场体制之下。因此，建立市场制度就是一个全新的事业，为了这个事业，必须做一个价值清理工作，反传统，反儒家价值和制度。他们这样推理：儒家在过去是主导性价值、观念体系，而过去是非市场体制，那儒家价值一定内在地妨碍市场制度，中国要建立市场制度就需要摧毁儒家。

　　经济学家们也加入全盘性反传统大潮中。直到最近，两位经济学家还在微博(http://weibo.com)上发表这样的见解。首先是陈志武先生说制度经济学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源于西方？为何保障市场发展的产权制度秩序也源于西方？你会说这些东西方差异只是现代发生的事。可自古罗马开始，西方打仗也很讲规则：你不能偷袭（那是卑鄙）而是两方军队先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明打，跟中国传统截然相反。连战场都能规则的社会，必然先行市场制度。

　　许小年先生在与白彤东的对话中，则有更深入的论证：在儒家传统的社会中，你很难建立起法律体系。因为儒家认为，没有必要建立法律体系。有人问过孔子，要是你判案你怎么判呢？孔子说我判什么案呢，如果要我治理天下，就不会有诉讼。以儒家作为社会的指导就一定是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而以德治国，德一定是圣人体现出来的，既然是圣人体现出来的，又由于圣人的人数非常少，所以，它的政治体制一定是个人专制，而不是法治。而以德治国这个“德”又全在你的心里，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在理解不一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规则和秩序就没有办法去清晰地定义和描述，法律体系就建立不起来。法律建立不起来，市场经济就没法有效运转。两位先生都是我尊敬的学者，但是，我不能不坦率地说，两位先生对传统、对儒家的看法，都是在重复过去一百年间知识分子编造的一些谎言。

　　在微博上，诸多网友针对陈志武先生的说法已指出，西周春秋时代，战争就是陈先生所说的，两方军队先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明打，《春秋》公羊学家称之为“偏战”，汉代经学家何休解释说：“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个事例说明，中国其实有两个传统：周统，秦统。一个是封建的、礼治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的、刑治的传统。而前一个传统十分接近于现代的法治，因为，现代法治形成于英格兰的封建传统中，周正是行封建。所以，笼统谈论中国传统，把秦统当成唯一的中国传统，乃是偷懒而具有严重误导性的做法。

　　人们会问，可是，周之覆亡，距今已两千多年，周制对今天能有什么意义？这说法也对，但也不对：周确实早就覆亡了，不过，周制其实以文字的形式好好地存在着呢，那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本来还应当有乐经，但其散失了。孔子在封建制崩溃之际，删定六经，六经所记录者，就是周之礼法，而周正是经典封建制。儒家以六经为本，儒家的核心立场正是复礼，也正是复封建，恢复周的传统。

　　据此可以说，许小年先生的逻辑难以成立。礼治接近于法治，所以，假如我们主张法治，那就该深入理解礼治传统。继承了周制传统之儒家，其实深得法治之精髓。让我举个最简明的例子：《周易》有“讼”卦，其《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王弼注首先引用许小年先生提到的孔子之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确实希望无讼——我相信，任何伟大的心灵都不会认为一个广泛兴讼的社会是个好社会。

　　那么，如何做到“无讼”？王弼给出十分精辟的解释：“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翻译成经济学语言是：制定正义的法律框架，明晰产权，强化契约。由此即可减少争执、纠纷，自然可以减少诉讼。这难道不也是最为健全的经济学原理？

　　许先生的圣人论也不确切，暂且不谈。上述事实清楚说明，儒家守护着封建的礼治传统，而且，在董仲舒之后，礼治理念部分地变成了制度，也即，在作为正式制度的刑治之外，另形成了一个“礼俗”之治体系，而市场运转所需要的私人产权、合同、交易等规范，都由礼俗体系规范。重要的是，官府通常也会自愿充当这个礼俗的强制执行工具。正是借助于这一自发的法律体系，过去两千年间，中国人基本上生活于市场制度中。

　　因此，80年代以来中国之市场化过程，其实不是新建市场，而是恢复曾有之市场。下面的事实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私人产权、自由交易等市场制度之要件，乃是农民、城市居民私下建立的，政府不过予以承认而已。也就是说，市场精神早就渗透在中国最普通的民众的血液之中。中国迟迟不能建立健全的市场制度，不是传统之错，更不是儒家之错。相反，传统与儒家是支持市场的，热爱市场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传统、以儒家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就与礼俗站在一起，与普通民众站在一起，在观念的竞争场中，将具有更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