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大仁——民国商人的胸襟

　　古月

　　 清末民初，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东西方文明的强烈碰撞中，张謇、周学熙、荣氏兄弟、陈光甫、范旭东、卢作孚等一大批新型商人崛起。这些新型商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中有下海官员，有草根老板，有外资买办，也有爱国海归。

　　 令人惊讶的是，身处乱世的这些大商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野蛮生长，相反，这些人都有宽广的人文情怀。

　　 单从学历上看，这批人中有状元，有举人，有留学生，也有自学成才者，像刘歆生、张弼士、卢作孚、荣氏兄弟充其量算是小学毕业，而刘鸿生也只是个大学辍学学生；他们中不少人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剩下的人不是半儒半佛，就是胸怀儒家修齐治平理想。正因为如此，这批人在取得巨大财富的同时，却始终不忘践行社会责任。陈光甫首倡员工带薪休年假，卢作孚在多次企业兼并中不让一个员工下岗，荣德生创建江南大学，周学熙出巨资捐建寺庙……

　　 作为清朝末代状元，在将儒家伦理与现代商业的有机结合中，张謇可谓标志性人物，他以自己创建的南通大生纱厂为依托，开创了以一家企业建设一个城市的“南通模式”。建厂之初，张謇就这样向各大股东表白：“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这是儒者应尽的本分。”

　　 南通原本是个偏僻小城，“十字街放个爆竹，全城听得见。”1895年张謇筹办大生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但张謇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这一切。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这是张謇的口头禅，也是他实践村落主义，建设新南通的原则。

　　 1899年，大生开机，当地许多男女洗脚上岸，走进工厂。1901年，为了解决大生原料问题，张謇联合当地士绅创办通海垦牧股份公司，许多流民走进海滩，垦牧定居。1902年，大生开机不到三年，他就与沈敬夫等捐资兴建通州师范，许多娃娃从此得以走进课堂。

　　 10年过去，南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09年，刘厚生应张謇之约出任大生二厂经理。当年秋天，他随张謇来到垦区。以往弥望皆水、浪花飞洒、凫雁成群、獐兔纵横的黄海之滨，已然变成一个阔大无比的棋盘。走近看，每个长方形棋格四面都环绕着小沟渠，沟渠外是纵横交织的道路。

　　 垦牧区不仅人畜两旺，粮棉丰收，还建了多所小学。沿途不断听到童声合唱：“新世界，垦牧乡。新少年，小学生。”这首张謇创作的《垦牧乡小学校歌》，透着理想和朝气。

　　 一路上，张謇与江导岷围绕垦区未来计划热烈讨论。他设想在沿海五县开垦棉田100万-200万亩，可供50万-100万人生活。途中，刘厚生禁不住插了一句：“四先生，你不愧为真正的书呆子，你竟把古时候井田制那套陈词滥调，一件一件地实行起来了。”

　　 这句话让张謇兴奋不已，他边击掌边说：“厚生，厚生，你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别人都不了解我呀！这种事，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来做啦！”

　　 第二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张謇带着刘厚生走进通州师范校园。荒废多年的千佛寺，书声琅琅，成为江淮之间最大的学堂。民间传唱：“淮南只有狼山高，兴学只有狼山早。”父教育，母实业。这是张謇村落主义的核心。通师是张謇一生最大的心血之一，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家可毁，师范不可毁。”

　　 南通建设是全方位的。根据张謇自己的总结，大生集团哺育了大量公益机构，包括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16家慈善团体等。

　　 张謇在南通的开拓带有强烈的个人奋斗色彩，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至今南通还有个说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