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结构或优先于保增长

　　刘晓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迟迟未有音讯，引发市场的各种猜忌，其中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被诠释为导致定调会延缓召开的主要因素。

　　 坦率而言，目前国内外经济面临着日益复杂的不确定性。就外部市场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全球经济衰退是确定性的。目前欧债“危”而不“破”、风险悬空无疑增加了中国的决策难度。其一，目前外部市场需求的萎靡是确定的，但其萎缩程度和烈度却复杂而不确定，即中国目前尚缺乏更多信息有效判断欧美债务风险将给中国进出口带来怎样的冲击。同时，伴随着劳动力和要素资源价格的持续上涨，今年以来部分美国在华制造出现了回流和产能转移现象，这将以何种速度和规模蔓延至欧洲无疑加剧中国经贸决策的复杂性。其二，目前欧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突出。一则经济乏力下各国越发倾向于借助各种贸易壁垒护卫本国市场，如最近美国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双反调查。

　　 就国内经济形势看，当前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制约。在劳动力供大于求和高储蓄率下，经济增长回落伴随着通胀快速走低，这为政府出台财政投资刺激计划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明显的可操作空间。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适龄劳动力市场供需趋向均衡和人口赡养率上升，劳动力工资的补涨成为了长期趋势，而老龄化致使中国储蓄率将出现逐年趋降态势。这使得在经济增速回落期，通过政府和国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将加剧通胀，即日益趋降的储蓄率使政府和国企不得不通过货币扩展和通胀来筹集投资资源，而通胀等对私人部门真实储蓄率的稀释最终将加剧金融脱媒和通胀—增长自我循环，从而抬高经济运行成本，致使保增长本身俨然成为了经济负担。如近十年来中国M2/GDP的急速扩展和近年来通胀主要以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主导等，就突出地反映了当前中国以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更多地履行的是财富再分配。以最近通胀为例，表观之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所致，但本质上却是在日益趋降的储蓄率下，大量储蓄率配置到巨额经济刺激计划领域而导致农产品等供给紧俏和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引发高通胀。

　　 不仅如此，当前经济的复杂性还反映在保增长与保民生的平衡上。中国经济增长在改善民生方面效果显著，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到了社保等民生支出缺口日益突出，诸如上海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社保支出性贫困。目前这种民生支出缺口主要源自长期以来国企把本应为员工缴纳的社保等资金用于投资所致；而民生支出缺口无疑将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不仅影响政府主导的保增长，而且将加重私人部门负担，即未来企业和适龄劳动力的税负和社保支出负担将更重，从而影响私人部门效率。如最近外汇占款下降，既反映欧美制造业回流又暴露了富人投资移民潮。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根源于，长期高速增长的经济需要一个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修整期，传统思路则倾向于继续以增量发展化解存量矛盾。而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和日益稀缺的要素资源则难以继续在经济高增长中完成修整。不过，当前经济复杂性恰为存量改革提供能量和可操作空间，如若接下来中国能在能源、金融等领域加快改革，而非纠缠于保增长与防通胀的单极思维，中国经济将在复杂性中焕发出新活力，如德国经济能在金融危机下稳定增长得益于2005年施罗德的务实改革。因此，当前给经济预留充足的修整期胜于保增长式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