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峰：流氓式打假是一场社会瘟疫

　　孙海峰

　　在这个社会免疫力极度低下的年代，江湖术士和权力掮客大行其道，冒充科学警察与道德法官招摇撞骗。当公众乃至知识界，对网络城管方舟子们的流氓式打假，发出幼稚的叫好声时，基于社会仇恨的暴民哲学已如瘟疫一般席卷中国。所谓“流氓式打假”，作为极权与民粹投机媾合而产生的一个文化怪胎，本质上是一种反文明的舆论暴力。其特征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首先，在事实方面，攻其一点以偏概全。用“文革”时期整黑材料的手法查找别人身上的污点，可以说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是无罪的。所以网络流氓攻击对方的基本策略是：抓住一点无关紧要的瑕疵无限放大，据此将对方全盘否定和整体打倒，进而发动水军到处留言进行舆论抹黑。而对更多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则一概选择性失明。

　　这种深文周纳的刀笔吏手法，以及颠倒黑白的讼棍式诡辩，居然僭称“客观理性”，还赢得不少坐井观天者的赞赏。殊不知其局部的客观之后，恰恰是整体上的不客观和反理性。当自诩有道德洁癖的方舟子，一边为其妻刘菊花硕士论文全篇抄袭狡辩，一边恐吓报复学术界的批评者时，其所一向标榜的“客观理性”便荡然无存，只剩下赤裸裸的对人不对事，所谓“只看事实不问动机”也成了一个挥刀自宫的笑话。

　　其次，在程序方面，私设公堂定罪在先。所谓“打假”，严格来说应称为揭假，本来是一种舆论监督，举报者不能同时扮演裁判与惩罚者的角色。无论是学术打假还是社会打假，都要提交给有公信力的科学共同体或行业共同体进行专业评判，而不是由举报者私设公堂自行定罪甚至施以私刑。

　　而方舟子们的流氓式打假，则恰恰是自封为真理裁判与正义化身，先咬定某人有罪，再进行罗织构陷，然后用贴大字报的方式进行网络批斗。在攻击法学家贺卫方和社会学家于建嵘时，方舟子便多次自导自演，利用匿名大字报进行所谓“群众举报”，再以转引点评的方式阴阳怪气地大加发挥，把对方形象涂抹得极为不堪，最后在僵尸粉的欢呼声中宣布战斗胜利。

　　这种同时担任学术警察、道德法官、大众陪审团和舆论刽子手于一身的所谓“网络打假者”，本身才是这个时代最为荒诞的假货。

　　再次，在动机方面，裹挟民怨挟私整人。根据舍勒和尼采的分析，怨恨乃是人类社会最普遍而深刻的情感，更是现代伦理与政治原则的隐含前提。

　　从群体心理上说，当这种基于不平等感的毒害情绪，在弱势者身上占据主导地位时，便会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极易被煽动和利用转化为群体暴力。在造假泛滥的当代中国，仇官、仇富、仇名的心态更是预设了对方社会地位的来之不“义”，而这种怀疑与嫉妒便成为方舟子们绑架发动流氓式打假的民意基础。

　　从个体的精神分析来看，自当年未能进入北大而积累的对学术界的怨恨，主导了方舟子多年来对国内科学家的敌对立场。这种嫉妒与仇视，一方面通过拼贴网络资料、撰写科普作品，试图树立另类权威来平衡；另一方面则通过发动流氓式打假来发泄。

　　在利用网络暴民对社会改革的受益者进行泄愤式攻击时，伪装为造反派领袖的文化流氓，也因此获得了数量巨大的僵尸粉，而这种网络暴力只是当代中国社会怨恨的表达方式之一，它背后隐藏的“文革”幽灵，则是对一切文化的否定与摧毁，随时可能借尸还魂。

　　最后，在效果方面，为毁而毁无益建设。纵观方舟子们十多年来的网络活动，除了将自己树立为网络打手的品牌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正面价值。可以说他们是为破坏而破坏，通过舆论恐怖活动展示厚黑学与流氓文化的力量，以期最终获得利益集团的收买招安。

　　极具讽刺性的是，中国的学术造假反而越打越多，究其原因在于流氓式打假本身就是不合理体制的同谋，使学术界陷入标准化、数量化生产垃圾论文的恶性循环，甚至连方舟子自己的妻子刘菊花，都要靠造假论文骗取硕士学位，这真是对其打假事业的最大的否定。

　　天涯网友“哲学农民”说得好：假，分大假、中假和小假。大假，乃是国家体制中的假，是某些逆潮流而动的制度。方舟子打过这样的假吗？说穿了他就是与大假不弃不离的恋人，是大假的马前卒。中假，乃不合理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这些中假方舟子打了吗？丝毫也没有。不仅如此他反而黑白不分，从下面干预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小假，乃学术造假、论文抄袭、学术不规范等，但他误打无数，打错之后从不道歉，对自己的抄袭行为则百般抵赖，却义正词严地去打别人的假……如此厚黑之道，说是流氓实在有点抬举了也。

　　要而言之，流氓式打假是一场充满怨毒的社会瘟疫，而将打假寄望于权力的附庸—网络流氓则是这个时代的愚蠢和耻辱。愚民向来是流氓滋生的最好土壤，流氓则是愚民供奉的最大偶像。中国，何时能走出这个瘟疫的怪圈？

　　作者系深圳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