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VS温州：民间资金与买房故事的异同

　　赵晖

　　如果温州炒房团到鄂尔多斯去炒房，估计最终也会折戟而归。

　　在鄂尔多斯这个人均拥有三四套房产，且基本手握房产不流通的城市，温州炒房团的成员们，就算以再低的价格买入再多的房子，面对这个几乎没有二手房成交的市场，也只能看着手中的房子不断升值而难以套现吧。

　　鄂尔多斯和温州，两个藏富于民的城市，城市里的人们都喜欢买房，也喜欢民间融资。

　　但是，这只是两个城市停留于表面的共同点。当记者走进这两个城市，发现的，更多的是两个城市的不同点。

　　鄂尔多斯最大的一起民间借贷案，就是苏叶女案，调查专案组透露，截至目前，苏叶女案报案人数为351人，并且有部分报案人为外地人，而且相当一部分报案人还有融资下线。

　　据专案组初步统计，该案融资本息合计约10亿元，因这一数字超过此前的石小红案7.4亿元的融资额和今年中秋事发的中富房地产案例，被外界视为“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第一案”。

　　在民间借贷这个领域，通常都是“巾帼不让须眉”，比较出名的例子还有来自浙江的东阳富姐吴英，涉案7.7亿元。

　　“鄂尔多斯和温州相同的是，都是通过一个类似‘会头’的人来收集下线，所不同的是，鄂尔多斯的下线人数要更多一点，单个金额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在鄂尔多斯待了多年的温州商人施展博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跟苏叶女的351人相比，吴英的下线并不多，只有11人，但下线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下下线”，比如一个叫“林卫平”的下线，背后可能有无数的“下下线”。

　　这或者更多地表明，鄂尔多斯的借贷，更多体现在熟人社会，只是在一个圈子里通行这样的法则。

　　不仅如此，鄂尔多斯在民间借贷的抗风险性要远远高于温州。内蒙古大学的一份调研显示，50%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都参与到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活动中。

　　尽管都有全民放贷的习惯，鄂尔多斯的60万人口和温州的900万人口相比，后者基数庞大，风险性当然更大。

　　双方更大的区别还在于资金的投向，《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显示，鄂尔多斯房地产开发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借贷，而非传统的银行。

　　到2010年底，鄂尔多斯全市房地产企业多达442家，几乎每一个能源企业均有房地产开发业务，而煤矿，则是支撑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的最重要也几乎是唯一的动力源。

　　实际上，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资金，都有较为明确的去向，比如煤矿，或者房地产，这是目前为止投资最多的两个行业。

　　“但温州钱借出去根本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也几乎没有人会去问，你拿这个钱是去干什么？”施展博表示，对温州人来说，钱为了生钱，只会问，月息是多少，大概多久会还钱。

　　不仅如此，双方在风险控制能力上，鄂尔多斯要远胜一筹，大部分的鄂尔多斯人放贷，如果有100万的闲钱，估计最多只会借出80万，这是玩这个游戏的底线，一定还要留足余钱，鄂尔多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在苏叶女借贷风波中，投入了大约4000万元，“一定还有其他的钱可以维系。”他这样告诉记者，这其中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本金，也有一些是亲戚朋友的，这样的熟人社会，关系就来得较为简单。

　　不仅如此，在炒房这件事情上，温州人和鄂尔多斯人同样有着不同的做派。“鄂尔多斯人不会去联手炒楼，或者几个人买下一栋楼，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地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王晓东表示，鄂尔多斯人都是个人炒房，不会集结成团。

　　他们更不会不停地囤房、换房，许多鄂尔多斯人买房子，也不过都是买了几套，很少有听说买了十多套房子用来炒房的。

　　这些或许是很多人认为，鄂尔多斯借贷，甚至房地产泡沫不会破灭的重要原因。

　　此前，鄂尔多斯政府还成立了名为“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办公室”的机构，专门办理非法吸收民间借贷的案件。

　　政府的另一个举措是，对5000万元以上的融资者进行监控，防止其外逃。同时将抗风险能力一般的融资大户列入重点监控，并对其提出警告，要求其缩小融资额度和规模。

　　这就是“鄂尔多斯模式”的不一样之处，撤盟建市不过十周年的这座新城，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是一起多米诺骨牌坍塌式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