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史晋川：浙江从“放水养鱼”到“放鱼养生”

金钟

　　浙江经济形势正面临新的考验。

　　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下调到8%以下，经济趋势将下行，而浙江下行速度有可能更快。

　　从GDP增幅来看，三季度全国11.9%滑到9.4%，浙江同时段下滑5.4个点；从通道变化来看，外贸需求下滑也在所难免；投资增长方面，浙江也比全国低，且大部分是房地产投资；消费结构方面，浙江也在丧失先机。

　　不过，史晋川认为，浙江区域经济整体稳定。浙江全省217家大型企业、2000家中型企业、27000家规模以上小企业和大约170万家微型企业，今年1-3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而小微企业增幅达20%。

　　“浙江经济整体稳定”

　　《21世纪》：你9月份以来多次到温州调研，当地整体形势如何？

　　史晋川：温州整体形势并未出现“崩盘”。前三季度，温州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3106.87亿元，同比增长14.8%，工业产品产销率97.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7.1%，新开工项目增多；进出口运行良好，同比增长30.6%，其中出口增长29.5%。

　　浙江企业利润率还不错，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率21.2%，但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只有5.73%，目前工业企业、生产性企业的形势比较严峻。

　　《21世纪》：温州民间融资的利率问题，外界讨论得比较多。那么，上升幅度到底有多大？

　　史晋川：原来的利率是一分利（年利率12%）到两分利（年利率20%）之间，现在已到两分利以上。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融不到资，被迫转向民间借贷，导致财务成本急升。

　　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1-9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净利息支出同比增长36.0%，小型企业利息支出同比分别增长46.6%，远快于同期银行贷款增长。

　　企业流动资金也日益收紧。据9月末对全省4653家大中型工业企业专项调查，三季度流动资金缺口20%以上、10%-20%和10%以内的企业产值分别占3.0%、10.0%、20.2%，合计占33.2%，比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提高8.1和0.8个百分点。

　　《21世纪》：民间借贷的运作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史晋川：首先，资金需求发生了变化。资金用途不再是以消费和小本商业经营为主，转而作为企业流动资金，甚至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导致资金募集规模迅速扩张，募集人数迅速增加，出资人之间的“三缘”关系相应地趋于松散。

　　其次，直接融资变成了间接融

　　资。绝大部分出资人演变为单纯的资金供给者，资金使用者与出资人几乎没有“三缘”关系，而只是与发起人（高利贷具体操盘者）存在借贷关系。

　　一旦出现某些内外因素交织的社会经济冲击，例如信贷政策从紧，以及温州大规模拆违导致众多小微企业工期受限等，就容易激发区域内大规模的金融风险。

　　《21世纪》：你认为温州模式是浙江经济的缩影吗？

　　史晋川：在温州乃至浙江，投资、就业、出口及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90%以上均由民营企业完成。浙江市场化程度相当高，其前店后厂的产业集群雏形和“内部人交易”模式可以做到成本最优，所以在经济收缩期损失一些，哪怕是倒闭一些企业，也不可能站不起来。

　　《21世纪》：但浙江省统计局数据称，1-9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亏损面12.8%，亏损企业同比增长28.6%，亏损额增长37.0%；总资产贡献率12.4%，低于全国（15.4%）、山东（22.0%）和江苏（14.7%）；资产负债率61.5%，高于全国（59.1%）、山东（56.1%）和江苏（59.0%）。

　　这是否表明，浙江正在远离中国经济第一方阵？

　　史晋川：某一个短时间段的数据，其样本价值有限。从亏损率来看，1-9月浙江省比全国的7.6%低2.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六位，比江苏、上海和广东分别低0.4、2.1和3.4个百分点。

　　我认为，浙江区域经济整体稳定，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健康。

　　从“放水养鱼”到“放鱼养生”

　　《21世纪》：自2003年宏观调控以来，民营经济就一直面临各种要素制约，为什么今年困难特别突出？

　　史晋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出台1.18万亿带动4万亿的一揽子投资计划，在短期内缓解了企业的困难。绝大多数企业没有注重生产经营方式的调整和转型，就渡过了危机。

　　而今年受欧洲债务危机以及全球经济下滑风险加大等不利因素影响，企业库存压力增加。9月末，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存货同比增长25.7%，其中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30.1%，增幅分别比去年同期高4.9和23.6个百分点。

　　从历史经验看，库存高企意味着工业需求缩小，拉动工业增长的动力减弱。

　　《21世纪》：三年前，有人说不转型升级是等死，主动转型升级是找死。现在该怎么办？

　　史晋川：如果不转型升级，是立马死，主动转型升级，可能死，但活下来的会更好。

　　比如杭州的一家建筑企业，4年前改做动漫，从二产跳到了三产，现在成了中国动漫出口最好的企业；玉环一家节能灯企业，2005年起转做光伏产业，第二年股票在伦敦创业板上市，2010年产值达20个亿。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的不仅仅是制造业，还有产品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6年前，义乌某企业做OEM，半打袜子卖13.99美元、赚2美元。现在做ODM，半打袜子卖17.99美元、赚5美元。

　　《21世纪》：但广大小微企业首先要活命。

　　史晋川：这需要地方政府转变观念。各地都在招商引资、扶优扶强，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垒大户”，而小微企业生存状况恶化。以金融信贷为例，超过90%的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贷款，政府和银行谈何支持？

　　过去没有鱼，浙江的经验是放水养鱼，现在养出了200万家各类民企（含专业市场）大“鱼”，应该是放鱼养生的时候了。

　　《21世纪》：你最近多次呼吁减税，动机是什么？

　　史晋川：今年一季度以前，央行为了控制通胀，频繁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12月5日起，央行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也是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我认为，在CPI指数仍高于5%，且全年通胀控制目标超出年初预期的情况下，此举对巩固物价控制的成果是不利的。

　　我认为，所谓“下调”可释放部分流动性、增加银行放贷支持实体经济的说法是一个悖论。以四万亿为例，民营企业获得了多少资金支持？

　　而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成本推动型、输入性的通胀和结构性通胀的影响在逐渐加大。在这种形势下，不要单纯地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可以采取一些政策组合，比如调整汇率、减免税费、给中低收入者补贴，促进投资和消费，扩大内需。

　　《21世纪》：近年来，你多次呼吁关注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国进民退”问题。为什么？

　　史晋川：毋庸废言，垄断和行政壁垒在中国仍有市场，它们只能促成封闭的经济发展，阻碍社会创新，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突破垄断限制，更需要一套综合的国家竞争政策框架，保证整体经济的长久活力。

　　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例如，物业税（房地产税）的开征将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助于减少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倾向。

　　《21世纪》：很多舆论在呼吁放开民间融资渠道。你怎么看？

　　史晋川：要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必须改变现有的垂直型监管体系，变成分级监管。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的审核权限要下放给地方政府，不要把所有的审批权都归总到银监局。银监局的监管往往就是老思维，给各省分配指标。

　　《21世纪》：在长期政策取向上，你有哪些建议？

　　史晋川：一是鼓励民营资本、民营企业更多地进入金融领域；二是打破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限制；三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和规范，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四是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快形成高端的生产要素保障体系，更好地为企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提供要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