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做研究性PM2.5监测 暂没有业务性监测

唐易

　　在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工作了近30年的赵越，见证了全国第一套空气质量监测体系的建立。

　　在她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北京市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分布图，上面标示了北京目前的27个监控子站，而市区的五个规模以上电厂，也因为紫红色标注而显得格外醒目。

　　北京最近的雾霾天气，令公众对于空气监测的关注度空前提高。公众关心的焦点除了PM2.5外，还包括监测站的具体分布。有观察者质疑说，北京污染最严重的前门站和车公庄站，从监测子站的名单上消失了——这进而引发了对北京空气质量监测体系科学性和透明度的质疑。

　　12月14日，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副主任赵越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对上述质疑逐一回应。

　　监测站缘何被撤

　　《21世纪》：北京市空气质量监测体系是如何建立的？

　　赵越：我参与了北京空气质量监测体系建立从始至终的工作。我1982年参加工作，到这儿（监测中心）正好赶上创建北京空气质量监测体系，这是全国第一套系统，是从美国引进的。当时只有8个子站，定陵站是城市的对照点，剩下的7个子站是布设在老城区。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认知需求都不大，监测对公众的服务作用没有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从1984年到1999年，十五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当时的监测数据表明，1998年底北京的空气污染特别严重，当时给政府写了一些报告，1998年就开始实施第一阶段紧急控制措施，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13年，一共实施了200多项措施。2002年，北京所有的行政区都建有监测点了，现在考虑区域联防联控，我们还考虑在北京边界设立监测站。

　　《21世纪》：现在空气质量监测站的选点原则有没有变化呢？

　　赵越：选点原则没有变化，国家是有规范的。但是现在和以前有一个不一样，就是要求各个行政区必须要有一个监测站，而且能代表区的综合空气质量水平。城市站，不能离开人群，这是布点的特点。

　　《21世纪》：为什么市中心前门、车公庄两个监测站在2006年从国控站中消失了呢？

　　赵越：这两个站是1982年第一批建立的监测站，而且一直运转得比较好。2007年，国家就出了监测规范，要求监测站必须远离道路50米，而这两个点都在路边。我们没有撤销这两个点位，只不过它作为城市的环境站不符合规范，但它可以为北京交通环境监测网点做铺垫，这两个站的设备也一直在运转。

　　《21世纪》：2006年增设三个相对远离市中心的监测站宣武万寿西宫、西城官园、海淀万柳，取代污染相对严重的前门、车公庄，出于什么考虑？

　　赵越：因为对行政区有考核，污染减排属地得负起责任，而这三区都没有监测站，考虑到行政空间和人口密度，这三地都应增设监测站；而前门、车公庄两个站都不规范，离道路的距离都在50米以内。

　　《21世纪》：当时公开了监测站变动的消息吗？

　　赵越：当时没有微博(http://weibo.com)，信息公开也是慢慢、一步一步来的。

　　改善计算方式

　　《21世纪》：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2月4日，按照11个国控站（定陵除外）平均计算的话，API是201.5，而按照27监控子站平均数据是192.5，而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当天数值是193，为什么数据会出现偏差呢？

　　赵越：计算不是指数平均，国家有规范的，是监测的浓度平均再折指数，不是各站指数平均，那是不允许的，横算竖算都有规定，把单站算出来后，国控站再横的算。

　　《21世纪》：目前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网站公布的数据是前一天12时到第二天12时的数据，无法与公众切身感受同步，这种计算方式是“滞后”的吗？为什么不选取更趋实时的计算方式呢？

　　赵越：很别扭吧，现在马上就要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确定后，实施细则里就有规定，我也希望改。实时发布单站的污染指数，每个小时都能看见，做预报的时候就报白天、晚上。别弄那些平均，把各个站都弄清楚了，计算方式也应该改改。以后发布北京空气污染指数可能就不会有平均值了，就分单站报，如果不能单站报，也应该分区报。

　　《21世纪》：坊间传闻监测中心在处理数据时，除仪器故障的原因外，碍于“面子”，在一定范围内剔除特别高的监测值，有这样的现象吗？

　　赵越：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做监测的，就是要把数据测准，可能怀疑者是对政府不信任，将怀疑指向我们。曾有个记者过来采访，说我们撒谎，我同事当时就差点气哭了。

　　《21世纪》：目前有多少个空气质量监测站？分别位于哪些地区？位于化工厂或闹市尾气监测点有哪些？

　　赵越：27个监控子站，覆盖北京各个行政区。其实是不允许在化工厂或工业园区附近50米内有监测点，亦庄就是设置在经济技术区。自动监测站最大的价值就是见证历史，它可以在那待着，你可以用各种理由解释这个数据，但它测量的数据就那一个，如果把这层关系处理好了，对国家减排是有帮助的。

　　PM2.5未来之路

　　《21世纪》：什么时候开始关注PM2.5？

　　赵越：从美国出了PM2.5的标准后，我们就开始关注了，美国是1997年出的标准，但是一直没有执行，因为我们的设备好多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所以有一些互通往来、培训，我们也很关注PM2.5。美国1997年制定标准，2007年才开始实施，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监测。你要知道现状是什么样子，浓度高可以监测出来，但你怎么测，它还是那个水平，一定要上控制措施，比如政府（需要节能减排）。当时美国PM2.5标准出台之前，反对呼声最高的是企业，因为企业必须上新的技术减排。

　　北京在做研究性PM2.5监测 暂没有业务性监测

　　我一直在关注PM2.5，有条件的时候我做一些研究性的监测。我国现行的标准是没有PM2.5，但是有PM10、TSP（总悬浮颗粒物，比PM10还大，粒径在100微米以上），我考察了美国，他们先控制TSP，控制10年以后，他们才开始做PM10控制，之后再控制PM2.5，就是说前一题做好再做下一题。北京TSP不达标，PM10也不达标，现在PM2.5也不达标，这都是包含关系。

　　《21世纪》：北京PM2.5监测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赵越：目前我们有研究性PM2.5监测，但没有业务性监测，一旦PM2.5监测进入业务性监测后，就会有可持续性的数据信息。我是从2006年开始关注PM2.5，关注国外技术，关注北京大致是什么水平。2008年，美国刚实施PM2.5一年，北京奥运会时，国外提出小的颗粒物对运动员健康有危害，希望能够有PM2.5监测。可实际上当时没有，一是国标是个问题，此外，因为是包含关系，你只要控制了PM10，PM2.5就往下降。大家都关注PM2.5是好事，在中国，一旦什么事被重视就能促进事情较快解决。我们一定把监测工作做得更好，对公众有一个完整的交代，现在对PM2.5的测量还不是很清楚，因为粒径小，来源复杂，从控制上来说，难度非常大，它是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生活伴随的一个产物。以前PM2.5也有，它是一次性排放的特小粘膜小颗粒，但是现在PM2.5有很多是二次转化过来的，气态污染物因为温度差异，它冷凝结成核。特别是汽车尾气、燃煤等对PM2.5有较大的贡献。

　　《21世纪》：汽车尾气、燃煤是PM2.5的主要来源吗？

　　赵越：2006年，北京把东南方向的大污染源焦化厂给关了，当时已经在考虑首钢的迁和关的问题，北京作为首都，工业的发展从政策上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汽车的数量在往上增长，汽车保有量在500多万辆。北京污染控制的力度不小，但是控制措施的减量与污染源的增量有时候就能抵消了。

　　《21世纪》：北京PM2.5监测会在什么时候公布呢？

　　赵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公布，但是北京一定会在全国要求之前公布PM2.5，北京是首都，这么大的污染问题，时间表一定要往前赶。

　　《21世纪》：下一步公开PM2.5的进程是怎样的？

　　赵越：从监测来说，我们一级一级都没达标，PM2.5离指标远着呢，要是PM2.5浓度能往下降了，公布出来能给公众希望。我个人认为应该按照美国的经验，先把TSP、PM10达标后，再往下做。作为监测机构，我们可以先把PM2.5数据监测出来，让公众知道大致什么水平，一定要从长计议，把污染源给降下来。PM2.5分布是相对均匀的，我在考虑监测站要不要布得那么密，有可能城区监测点位布两个监测站就能把城区状况概括了，点位越多应该越精细。

　　《21世纪》：会在发电厂、化工厂附近设置PM2.5监测站吗？

　　赵越：这是污染源监测站，我们只负责环境监测站，这两个概念要区分开。环境监测站是有要求的，它不能在污染源附近，至少在50米内无污染源的影响。

　　《21世纪》：目前有什么治理措施呢？

　　赵越：治理措施我们也很关注，比方说北京汽车数量、油品的控制要求挺高的，超过国家管理的级别。区域联防联控特别重要，这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参加的空气质量保障项目的最大收获。奥运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污染控制实验，奥运会空气质量好，除了控制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夏季，夏季是颗粒物最低的季节，虽然臭氧浓度高，但是由于那个时候车都得到了控制，臭氧浓度也得到了控制，包括当时外墙涂料都不卖了，这样一来，污染物浓度都下降了50%，空气质量自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