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经济所研究员陈新年：扩大内需首次明确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王尔德

　　12月14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将扩大内需提升到战略基点的高度。

　　会议指出，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其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以下简称“扩中”），这一提法引人关注。

　　对此，国家发改委经济所研究员陈新年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央首次将扩中与扩大内需联系在一起，意义重大，在企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面亟待推进，应当尽快改变“国有企业工资侵蚀利润，非国有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的局面。

　　陈新年，在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长期从事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工作，重点研究消费与收入分配制度等。历任发展战略研究室、收入分配研究室和消费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中等收入者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扩中”？

　　陈新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来的，当时提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完善分配结构。就我了解，将之与扩大内需联系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此次会议将扩中作为扩大内需的三大基点之一。我认为意义重大。

　　《21世纪》：那么其意义何在？

　　陈新年：我国人均GDP 已陆续突破1000美元和3000美元，人们的消费需求升级明显加快，生活的要求出现多样化。1000美元以下是以温饱为主，到1000美元以后，对住宅、汽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环境保护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需求均有明显提高。消费升级带来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又必然要求收入进一步增加，迫切需要全面协调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否则就有可能使经济停滞不前。

　　经验表明，少数富人阶层倾向于购买进口高档商品；大多数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主要是用于购买满足生活所必需的低端商品；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则是用于购买本国生产的高端、新型商品，最能推动我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等收入者群体对住房、汽车、电脑、教育、文化、旅游等的消费需求，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企业收入分配体制亟待改革

　　《21世纪》：在扩中的手段上，你有什么建议？

　　陈新年：我认为，扩中应以初次分配为主，二次分配为辅。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即补低，而且补低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二次分配。但实际上，“橄榄型”分配结构中中等收入者是社会人群的主体，其收入的提高，是不可能通过再分配来实现的，必须在推动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上做文章。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不可能通过再分配手段直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再分配调节只是一个辅助手段。再分配的主要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缩小收入差距，二是解决中等收入者的后顾之忧，三是使低收入者生活有保障。再分配的手段主要是通过税收调节“调高”，并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和社会保障制度“补低”。

　　《21世纪》：在初次分配上如何做文章？

　　陈新年：从2005年国家组织力量起草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一直到今年，很遗憾改革方案一直出不来。我分析，这一改革因为会触及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出台艰难。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必须尽快出台指导意见进行改革。

　　至于说如何改革，我有两个主要建议：其一，扫除体制障碍，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律环境。也就是说，应当解决权力资本的问题，既包括贪腐资金等不合法收入，也包括灰色收入等合法但不合理收入。对后者，实际上国家已经开始行动了，如国家正在推行的公务卡制度，它对预算范围之内的不合理开支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却管不住预算之外的开支，例如各个机关的小金库。

　　第二，在企业收入分配上，要进行体制改革。在这个领域的突出问题表现在，国有企业是工资侵蚀利润，非国有企业是利润侵蚀工资。通俗地说，国有企业将利润的很大一部分支付职工工资，出现了引起社会不满的过高收入问题；而非国有企业，为获取超额剩余价值，造成员工收入过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亟待改变，不能只重视第一个问题，而忽略了第二个问题。

　　在第二个问题上，尽管我国早就推出协调劳资关系的三方（三方即资方、劳方和工会）会议制度，不少地方也出台了最低工资制度，但在落实上还是存在问题。有人提出，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拐点已经到来，我持否定意见，所以要推行起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非国有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还会长期存在。

　　根据消费结构的变化来引导产业升级

　　《21世纪》：扩中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仅仅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是不是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应推进哪些配套改革？

　　陈新年：扩中是长期的战略，不可能毕一功于一役。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这一战略，但如何落实到每一年确实是一个很大问题。在2011年，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治理通胀，却忽略了扩大内需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们应该把短期的政策和长期的战略目标实现更好地结合起来。

　　在说到配套改革上，我认为有两点需要推进。首先，我们应当促进中部人口大省的发展，这些地方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等收入者队伍的扩大。在我们的出口受阻之后，很多到东南沿海打工的劳动力会回流到中部，我认为，国家应该给予对中部省份更多的支持，将中部崛起的政策落到实处，缩小东部和中部的差距。

　　第二，加快城市化已成共识，关键要选择正确的城市化道路，加速中等城市扩容 ，争取把30万人口的城市发展到50多万，把50万左右的城市发展到100万级人口的城市。城乡两种生产要素在中等城市组合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并产生新的中等收入者。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在提到扩大内需时，是将之放在调整结构的背景下谈的。那么你认为二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陈新民：扩大内需，提高其总量，这在方向是对的。我认为，单是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根据消费结构的变化来作为结构调整的依据，引导产业结构升级。

　　从我们的消费结构来看，和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相比，我们的恩格尔系数是偏高的，也就是食品支出所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还比较高。

　　我国居民这一轮消费结构的变化，还是以住和行为主要特征。但是我们受制于宏观调控的政策，消费结构的升级受到阻碍，比如住房限购政策和部分城市的汽车限购政策。

　　明年消费或进一步萎缩

　　《21世纪》：实际上，住房在消费结构中的地位变得异常重要，有没有一套房实际上已经变成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您怎么看待房地产的改革政策？

　　陈新年：我认为，我们应当建立以政府租赁房为主体只租不售的住房保障体系，同时取消经济适用住房及两限房。房地产改革的核心任务，在于完善政府廉租房与租房补贴政策。政府要扩大租房比重，直接经营一部分住宅，使占城市居民30%的中低收入户能租到低价房，并为城市居民5%的困难户补贴房租。只要政府控制了这30%左右的城市住宅的供应，市场上的租售价格就可以基本稳定在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目标范围内，以租为主、租售并存的住房供应体制就会逐步形成。

　　建议取消经济适用房及两限房，主要理由是，它们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已经不“经济”买不起，也买不到，另外其适用标准也不好确定，如审批手续、资格认定、排队摇号、退出机制等复杂繁琐也不好操作，还容易滋生寻租行为。

　　《21世纪》：您如何预测明年的消费形势？

　　陈新年：我很担心，明年消费可能会进一步萎缩。因为人们的收入预期在下降。目前，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由于外需的持续萎缩，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效益受到很大影响，目前你说哪个产业特别景气？如果产业不景气的话，人们的收入就不会提高，没有钱也就不会消费。由于房地产的从紧政策，与住房相关的产业消费如家电、家具等需求也会受到抑制。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保障政策在提高，人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之后，消费意愿在提高。

　　但与之相关的服务业的层次和水平仍有待提高，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实际需求。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的“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消费”，这些领域的服务业应当加快发展。

　　明年要进一步完善消费环境，一是着力解决文教娱乐、健康旅游保健及其他服务行业不合理收费等问题，规范服务秩序，提高服务质量；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家电等消费品售后服务网络，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鼓励农户与城市超市对接；三要根据目前幼儿园、养老院发展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增加对幼儿园、养老院等的投资力度，并采取相应的政策为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