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告别“仇和时代”

　　四年施政毁誉参半 发展与威权双线并行

　　昆明告别“仇和时代”

　　仇和，男，汉族，1957年1月生，江苏滨海县人，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学士学位，助理研究员职称。

　　1982.01—1984.11，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

　　2001.08—2006.04，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等职；

　　2006.04—2007.12，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

　　2007.12—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昆明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1.11—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

　　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2011.12.03不再担任昆明市委书记职务）

　　本报记者 尹鸿伟 发自昆明

　　年近55岁的仇和离开了昆明市委书记岗位，为其过去四年画上了一个句号。2011年12月3日，在昆明市全体干部的注视下，仇和发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随后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仇和此次升迁，明显褒贬之意皆有。首先是上级对仇和在昆明期间工作的肯定，将继续发挥其才干；其次却是仇和在昆明工作期间的争议太大，上级需要平衡一些地方关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朱晓阳说，“这样的变化对于仇和也是个教训，尤其是该不该以迪拜酋长的《我的构想》一书阐述的‘丛林法则’来应对现实社会。”

　　地处西南的云南省，目前已经获得国家支持“建设面对东南亚、南亚桥头堡”的历史机遇，而作为其省会城市、也是省内唯一大城市的昆明，其主要官员的变动势必引人注目。

　　毁誉都很明确

　　无论是思维观念还是具体事务，仇和在昆明的工作过程一直被争议，始终延续着他的人生风格。

　　“我始终对仇和既有期望也有激励，认为他能够给沉闷的昆明带来新的刺激和发展。”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自2007年12月至今，他给昆明留下了深刻的‘仇和时代’痕迹，以往任何一任市委书记都无法相比。”

　　“流经城区的36条河水开始变得清澈了。”背景是：昆明市36名市级领导担任“河长”，由各河道流经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段长”，对各条河道均做到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长责任制”，而他也曾经“身先士卒，卷起裤腿站在盘龙江里，踩着又脏又臭的黑泥挥舞铁锹劳动”。

　　城市面貌改变、公务员效率提高、民众观念更新、城区河流变清、滇池水质好转、交通建设突飞猛进……这些情况在许多昆明市市民里得到了共识，他们经常会举例来说明仇和的种种“事必躬亲”。

　　仇和对于建设昆明的宣传口号也不少见，而且不断更新：2008年3月为“滇池流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3月为“全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10月为“全域城镇化”。同时昆明还获奖不断：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软实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联合国宜居生态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佳休闲宜居绿色生态城市、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等。

　　被称为“中国网络知道分子”的网友“饕餮”说：“仇和节奏非常快，去基层考察工作，一些女干部吓得连高跟鞋都不敢穿了；许多刚流行的词语都被他随口提及，经常弄得一些不注重学习的干部目瞪口呆。”

　　“昆明市级机关搬迁到新城区呈贡后，后勤部门考虑给每人每天发放8元的交通补贴，依据是乘坐公共汽车的往返开支，但报告被仇和否决了，理由是不支持公务员们每天来回跑。”石鹏飞说，“类似的情况在仇和身上发生了许多，已经无法一一列举，有人说仇和‘独揽昆明市大权’并不过分。”

　　由于在短期内把昆明的基础建设摊子铺得太大，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仇和也走向了“土地财政”。自他任了“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的政委后，“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行动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也发生了许多利益冲突。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突然发现“仇书记其实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领导”。例如云南省国资委下辖的云南饭店希望拆旧建新，昆明市先同意拆，但拆掉以后就不再同意建了，原址变成了一块空地；滇池边的环湖东路，原先说好由云南城投公司垫资37亿元建设，回报是公司可以开发沿途约3800亩的土地，但路修好后昆明市只同意分期赔偿公司的支出，土地开发的问题另外再谈。

　　一名房地产开发商说：“卖出的土地，甚至盖好了房子的土地政府会突然加收土地出让金，而企业把这些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又不断出现买卖纠纷。”

　　“昆明市要栽种绿化树木，树苗基本上从江苏购进。”昆明一家园林企业的老板说，“东部的树木是否适应云南的环境且不说，这么远的地方运来成本也太高了。云南是植物王国，会无法提供树苗？”

　　“饕餮”说：“昆明市市民给仇和取了个有趣的外号‘仇师’，意思是‘无所不通，通且精也’。”

　　仇和还将昆明五区九县分成“三个圈层”，官员工资分别相差1000元左右。最让昆明官员们胆战心惊的是人人必须完成的“招商引资任务”，反之就是降级、撤职、自动辞职。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昆明市一些“有门路”的官员，纷纷打起了“赶快调往省级单位，让仇和管不着”的主意。

　　“像商人一样经营城市”

　　“仇和带动了昆明与江浙一带的经济互动，但对本地企业的发展贡献不多。”云南一名国有建筑商说，“在市场竞争的名义下，昆明的建设工程80%以上都被外地企业包揽，使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云南企业无论市场收益还是技术进步方面都越来越被动。”

　　石鹏飞表示，仇和的工作考虑了速度、力度和强度，却很少考虑老百姓的承受度，“他留下的遗憾不少，首先是对传统政治体制的突破很小，还是‘长官决定一切’的老套路，其次是对城市发展过度热衷，对农村地区严重欠债，同时对改善民生做得不够。”

　　昆明市一名县级干部表示，仇和对于农村地区的关心与投入基本没有超越前任，在2010年的西南大旱期间，昆明市长期亏待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情况暴露无遗。

　　仇和执政期间，昆明市出现了“躲猫猫”、“小学生卖淫”和“人民币开手铐”等震动全国的司法事件，但其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不过，“华西地产项目诈骗案”却透露了一些端倪：“云南君信、昆明宁山两家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市委书记仇和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以其中‘会处答复’四个字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的。”

　　“骗子之所以敢借仇和名义行骗，在于既定的规划都可以修改，这块土地最终被仇和批准开发也不是没有可能。”朱晓阳说，“最糟糕的是，老百姓遇到土地和拆迁问题，基本没有司法救济渠道，缘由正是权力的干预。”

　　“拆防盗笼”成为昆明老百姓对仇和评价变化的分水岭。“饕餮”表示，一方面昆明老百姓突然发现仇和的举动也会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这项政策设计有许多纰漏，“开始要全部拆，后变成沿道路拆，再后又变成沿街拆。还有开始是自费拆，后来因为反对声音大了，又变成政府出钱拆，而且这项工作到今天也没有完成。”

　　“欲速则不达，凡事必躬亲，扰民之策多且频，与民休息几伶仃。”他说，“官如流水。仇和去也，无万民伞之恭送，有功德碑之在心。”

　　如此，“人行道种树”、“公职人员学习东南亚五国语言”等看似有益的工作安排，最后都被有意无意地扭曲，沦落成茶余饭后的笑谈。

　　“由于仇和强调‘威权’，许多人都觉得昆明似乎没有了市长。”一名商人说，“尤其对昆明著名的螺蛳湾批发市场的搬迁，仇和引进了原先在宿迁执行复制义乌商品市场的老板刘卫高，再度以中豪公司的名义进行投资开发，并强力拆除昆明市内所有批发市场让商户入驻新螺蛳湾，把原有的利益者抛到一边，引发了大量矛盾。”

　　其中的一家“双龙商场”，花了数千万元按照政府要求整改后却一直得不到验收，四处告状无果，自行开业后也没有被政府制止，情况非常滑稽。

　　“仇和的风格和能力更像一名商人，他的做法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经营城市’。”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但他的政治地位很稳固，特别是没有明显的女人、贪腐问题，关键是一些上级领导很支持他。”

　　目前，“昆明市已经透支未来10年的财政资金，至2011年末已负债2000多亿”的消息不断流传。他透露，仇和的解释是“只要把囤积的土地卖掉，一切都马上解决”，问题是从2010年开始国家打压房价等多重措施影响到了土地的销售，这些理论上的收入要变成现实可没有那么简单。

　　仇和来到昆明后很少与外界媒体打交道，更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访问，但也有人举例《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一度摆满了云南省的各种书店、报摊，其“并非完全低调”，“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仇和留给昆明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疑问：一位决心要彻底改变昆明而勤奋工作的官员，为何在现实中却留下了太多的争议？

　　“一种悲壮之情”

　　接任昆明市委书记的张田欣之前是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其将如何应对仇和治后的种种后续工作，以及如何消解外界对昆明市的种种争议都引人关注。

　　长期关注中国现实体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虽然一批个性化官员曾经获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却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即以权力、强力、暴力的人治行径也能为民办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难题，“但他们往往不会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规则，甚至随意破坏制度”。

　　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在昆明上演了一场“公车上访”的大戏。除了亲自带领12名失地农民代表多处反映情况，他还撰写了“就《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向仇和书记进言”的材料，并通过多种途径送给了云南省、昆明市各种相关部门和领导。

　　在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以“某些城市的荣誉竟多达三四十项，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城市发展业绩，但过多的标榜被网民及群众嘲笑为‘作秀’和‘最能吹牛城市’；地方高调宣传‘最具幸福感城市’，群众却为‘被幸福’起哄抱怨”等话语暗讽昆明。

　　昆明市的一名媒体记者说：“交通建设如何延续，滇池治理如何坚持，各种工业园区如何发展……仇和留下了太多没有完成的工作，张田欣怎么接手，下一步昆明的发展‘是依旧还是履新’，都是一些很难简单评判的问题。”

　　“仇和一面祭出市场化大旗，声称追随新古典经济学，但推行的方式却是国家强制力量。”朱晓阳说，“他标榜法制，做法却透着法家的气息。他以羞辱和污名为治吏的办法，以福柯式的全景敞视主义，实施监督，从而使属下官员人人自危。”

　　有专家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处于改革阶段，或说仍然必须依靠强势改革来获得发展的国度而言，身在其中的各种改革者始终无法脱离公众的视线和舆论的漩涡。由于国情所限，目前这些情况往往还只能出现在各种基层官员身上，研究他们的观点、方法和经验，可以窥视出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些走向，即他们的所作所为要么被吸收，要么被否定。

　　“我从仇和的离职感言里听出了一种悲壮之情，一种理想没有实现的惘然。”石鹏飞表示，很遗憾上级没有让其任期再延续几年，无法对其“以不民主推动民主、以人治推动法制、只要50%的人同意就可以干”等观点进行最后的“成败验收”，尤其是还没有培养出“反对派”，不过其在昆明的工作“至少七分有功，三分是过，非常不简单了”。

　　他表示昆明还需要发展，希望新任书记能够保留仇和对公务员严管等“良性资产”，同时“对官员的不良行为要严惩，对不同的工作观点要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