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税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直言：权利实施不仅是有价值和深谋远虑的问题，还是公平分配的问题

　　田享华

　　传统的自由主义认为，要保护权利，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权利的成本》则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并通过考察美国保护权利的必要条件，强有力地证明了权利要想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也就是司法上可执行的权利，需要政府积极地创设和实施，而不是管得越少越好。

　　作者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以火灾救援为例开启论述。1995年的汉普顿长岛发生火灾，6英里长12英里宽的范围内，火势肆虐长达36小时。但是故事确有一个庆幸的结局，地方、州以及联邦部队，各级政府的官员和雇员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来遏制火势。最终大火被扑灭，而且无人死亡，财产损失也比预计的少很多。

　　对此，作者抛出一个关键的事实：1996年，由于赈灾和灾难保险，美国纳税人至少贡献了116亿美元以保护私有财产。“每时每刻，个体的灾难都被财政支出转移或减轻。”即便没有作者的多加论证，凭借常识也可以得出结论：权利在本质上依赖于政府汲取和分配税收资源的能力，穷困的政府不可能保障权利。

　　不过美国毕竟是超级大国，即便陷入国债危机，它投入公共开支的经费还是可以高得吓人。对于既不富裕也不算贫穷的中国，最关键和头疼的则在于有限的公共资源如何公平分配，因为在字面上，公民在法律上享受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书的封底引述评论称：“这本书有助于建立一种更令人信服和现实的办法，处理最令这个国家的人民恼火的一些问题。”

　　不过，大家都知道这并不容易，比如当下的中国，或许比较契合“恼火”的一个问题就是校车。11月16日，甘肃一个小镇的校车发生车祸，事故共造成包括19名孩子在内的21人死亡。这辆用作校车的金杯面包车核载9人、实载64人。这样的校车事故不是第一次发生，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但话题在热炒十天后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6日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辽宁一辆校车发生侧翻造成35名孩子受伤；二是外交部网站消息称，此前一天中国援助欧洲国家马其顿的23辆校车项目交接仪式在马总理府举行，气氛热烈。公众将几件事情迅速对比，并且在微博(http://weibo.com)上贴出了援助校车和乡村校车的对比照片，于是几乎群情激昂、骂声一片。

　　本文重点不在讨论事件本身，而想说明一个《权利的成本》反复阐释的观点：权利的实现是有财政成本的。教育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权利，对孩子而言，宪法确认了他们的受教育权，不过保障教育的权利就需要成本投入，包括但不限于校舍、教师以及校车的配备。但通常，这种权利的落实在某种语境下容易被误导成一种恩赐或施舍，而不是纳税人理所当然的要求。

　　传统的纳税，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纯法律义务，作为百姓拥有的只是难以期待的道德权利：出现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和大清官。与之抗衡的，也绝不是“无代表，不纳税”，而是“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所以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阅读本书——纠正美国自由主义的“偏见”——并不是本书初衷。

　　乍一看这本书的前几章，仿佛是用西方的话语重新解释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某种“国情论”：政府干什么都需要花钱，生产力亦不够发达，所以不能期望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正如最近一种论调所称，中国学校普及校车不现实，因为没有那么多财政投入。我们当然不拒绝用现实的眼光，考虑社会条件的可承受度，去理性要求纸面的权利变成生活中的权利。

　　但是，本书的内涵绝不止于此。对中国人而言，至少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既然纳税人付出了成本，就应该享受权利；而且，应该公平地享受权利，无论城市或农村、男人或女人、成人或孩子。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国务院曾要求中央有关部门6月底前公开“三公”经费，但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多个部委至今也没有公开相关信息，其中一个拒绝的理由是“三公”支出涉及国家秘密。

　　根据霍尔姆斯和桑斯坦的结论，“在民主制下，集体支出应该由集体监督。既然基本权利的实施以稀缺公共经费的支出为前提条件，那么公众就有权知道是否得不偿失，是否得到的利益大致等于支出。”“权利的成本产生了资源分配过程中的民主责任与透明的问题。”在这种论断下，公众对于一些部门拒绝公开“三公”消费信息的批评就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于“三公”消费开支庞大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恼火”也就有了逻辑的根据。

　　我们熟悉这种现象：即便每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GDP增速，政府还是会反复强调财政资金的稀缺。我们当然也明白，受制于公共财政的约束，权利不可能是绝对兑现的。这就需要权衡权利的保障种类和程度。作者直言，“权利实施不仅是有价值和深谋远虑的问题，还是公平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政府，它必须解决好国内各阶层资源公平分配问题，也要解决好国际援助与国内保障的资源公平分配问题。

　　其实，无论对于自由主义或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公平有效地提取社会资源，然后巧妙负责地重新分配这些资源，制造出对社会有用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都是一种理想的政府模式。而在中国，“权利的成本”背后还有一个话题，本书没有讨论但颇为重要，由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权利的直接成本未必有多少，但交易费用却可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