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之重：长兄是父

　　宋焘

　　《焦土之城》（《Incendies》）的沉重超出了我的想象。

　　珍妮慌乱地爬出游泳池看到的景象是：母亲纳瓦尔呆坐在在躺椅上一言不发，直到死去。她是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儿女离开了战火纷飞的黎巴嫩。许多年后，她死去了，生活却再次变得不平静——因为她留下的奇怪的遗嘱。

　　这个安静的单身母亲留下两封信，一封给珍妮和西蒙的父亲，一封给他们的兄长——此前她对这个人竟然只字未提。她说把信交到父兄的手里，她才同意在自己的坟前树碑。公证人按照程序执行遗嘱，于是珍妮回到了黎巴嫩，开始寻找自己的父亲。电影又回到纳瓦尔的年轻时代，她也一直在寻找，寻找自己的长子。两个女人的寻找被影像交织在一起，揭开了焦土之城的伤疤。

　　纳瓦尔年轻时代的黎巴嫩，宗教冲突如火如荼。荷尔德林说：“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血统莫名其妙地把人变成了游走的符号，极端地彰显自我演变为抹煞他人。强权之下，设计者的自由使被设计者失去自由，想要建立天国的渴望把人间变成地狱。

　　有人蒙着脸，拿着枪，把自己当做可以改变世界的神。在这些人面前，人反而与禽兽无异，只要稍有忤逆，他们会让子弹飞。掌握暴力，就像神一样挺立；手无寸铁，难免如动物般被对待。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谁也逃不脱治乱循环，每个人能服膺的只能是命运，而亲情与爱情统统会被藐视。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若是为恶，一样遵循此种逻辑。

　　纳瓦尔和一个难民相爱，珠胎暗结，决意私奔。她的两个哥哥打死了她的情人，她则被外婆救下，并且把孩子生了下来。外婆安排她到城市里读大学，然后在孩子的脚上做了刺青，送入了孤儿院。

　　宗教冲突升级，张扬着信仰的大旗。纳瓦尔以前生活的地方成了战争的重灾区，思念成疾的她一刻都等不了了，于是踏上了寻子之路。她变换着不同教徒的装束，这小小的妥协竟让她逃脱了一次次杀戮，也见证了冲突的残酷。在亲情面前，人造的信仰算得了什么？反过来说，当一个信仰要让人放弃亲情的时候，这个信仰又算什么？

　　纳瓦尔为了找到儿子而开始了她的终极反抗，刺杀了武装组织的领导人并被俘。一个年轻女人在乱世监狱的遭遇可以想象，她被狱卒塔拉克强奸，生下了珍妮和西蒙。但人性又一次站在了让人无语的意识形态之上，塔拉克最终安排母子三人离开了黎巴嫩。

　　纳瓦尔不得不服膺命运，她结束了寻找，带着儿女开始了平静的生活。那里没有人非要把自己的世界变成天国，但他们知道人性的重口味，于是想方设法不让人为恶。所以在这里，道德无所谓高尚，但是底线必须恪守。于是有层层规约，并要求程序的正义。即便是纳瓦尔的遗嘱不涉及财产纷争，公证人也要监督当事人执行。

　　珍妮按照母亲的遗嘱，找寻自己的父亲，最终确定了这个人确实是塔拉克。西蒙的任务是找寻他们的兄长，他也知道了母亲的遗嘱绝非荒唐。他找到当时参与战争的军阀，知道了他们的行事方式，那就是抓住孤儿院里的异教徒，然后培养成杀手，长大后残杀与自己血统相同的人。但是他的这个哥哥尼哈德命运乖张——他后来又被俘虏，然后一样被投入了卡法拉特监狱。在监狱里他又被培养成一个符号化的复仇工具，一个刽子手，他会强奸女囚犯，而其中的一个女囚，名叫纳瓦尔。

　　塔拉克就是尼哈德，珍妮和西蒙所要寻找的长兄正是他们的父亲。

　　原来，纳瓦尔死于真相。当她在泳池游泳时，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脚上有当时她的外婆给她儿子留下的刺青。心已死寂的纳瓦尔知道她遇到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冲上泳池，走到那个男人背后。她按住心底的波澜，等这个男人回头。但最后，看到的却是自己孩子的父亲。任谁此时也难以开口，一个再自然不过的母亲却被折磨到羞于为人，此时，活着还算什么？纳瓦尔有对儿子真挚的爱，也有对仇人本能的恨，这些自然的感情最终都被打着宗教信仰旗号人为地烧成了焦土。

　　不管是宗教的冲突，还是意识形态的纷争，基本的真善美自有标准。善的就是善的，恶的就是恶的，不会因为种族、时代的差别而改变，不会因为“姓资”“姓社”的毁誉成霄壤，此为普世价值。打着宗教的旗号建立天国或者挥舞主义的旗帜许诺天堂，让人让渡出自己的自由，甚至践踏普世价值，最后通向的可能就是奴役之路。

　　人不是禽兽，不能被圈养；人也不是神——别总想掌握别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