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债务危机还要闹腾多久?

　　

　　主持人：本报记者廖勤

　　嘉宾：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徐明棋(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都是次贷危机惹的祸

　　

　　主持人：今年，全球经济图景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债”字当头，危机深重。欧洲深受债务危机之苦，仍旧“高烧”不退；美国也不堪债务重负，主权信用评级也遭遇有史以来首次降级。欧美债务危机缘何而起，两者有何异同？

　　陈：欧美债务危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并非另一场凭空而起的经济风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发达经济体纷纷呈现负增长，政府为挽救和刺激经济大举救市，采取积极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就带来了财政赤字飙升和政府债务膨胀两个问题，这也是欧美债务危机的共性表现。

　　但是欧债与美债也各有“内情”。欧债危机的爆发与持久有以下四点原因：一，制度设计缺陷，即有统一货币却无统一财政、统一债券市场和最后贷款人；二，结构性失衡。欧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但又渴望实现共同体的愿景。发达的西欧、北欧向欠发达的南欧敞开怀抱，却忽视其财政隐患，而南欧又希望搭欧元区便车，享受北欧、中欧的福利，但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危机种子由此埋下；三，成员国之间合作意愿弱化，政治家缺乏政治决断力，耽误了解救时机；四，游资冲击炒作和评级公司的负面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欧债危机背后，美国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当年高盛集团用作弊方式帮助财务状况根本不达标的希腊加入欧元区，埋下隐患。欧债危机爆发之初，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又突然先后下调希腊等国主权信用评级，“落井下石”的做法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债危机的根源首先是美国经济金融化和完全自由市场模式双重作用的结果，导致金融创新过度和监管缺失，引发了次贷危机并延伸到政府债务危机。其次，“寅吃卯粮”的信贷经济使政府“债台高筑”；第三是经济问题政治化，由于大选因素，国会两党纠缠党派利益以致拖延债务问题的解决。

　　丁：无论欧债危机还是美债危机都肇始于美国，都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泡沫破裂后引起的连锁反应，是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的后续结果。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欧债危机是因为“高福利高工资”造成的，这种笼统的说法并不合理。欧洲的高福利政策实行了几十年都没事，如今的欧债危机只是导致高福利较难维持而已。欧债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欧洲国家的资本和金融系统大量卷进美国的次贷危机中，美国泡沫一破，欧洲金融系统就出现大量坏账，政府打开国库救助后导致政府债务迅速恶化。

　　当然，欧洲的“病症”虽然都是主权债务危机，但“病因”并不一样。像西班牙、爱尔兰过去都是“好学生”，金融危机前财政非但没有赤字还有盈余，但危机突降后，由于资金投入到美国的次贷市场，加上自身也有房地产泡沫，于是产生许多金融坏账，政府出手救市后就贻害了自身的财政。希腊却是个“例外”，属于自身问题，其本身就没什么实体产业，进入欧元区后乘着廉价借钱的东风就过度借钱，最终资不抵债引爆主权债务危机。

　　徐：欧美债务危机最大的不同表现在，美国的偿债能力比欧洲强，尽管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大，但可依赖的解决手段较多，一方面国会可以提高债务上限，另一方面美联储可以买进债务，利用货币政策填补财政窟窿。相比之下，欧洲虽然负债率不比美国高，但缺乏切实可行的应急手段。统一货币政策使债务国的央行丧失货币发行权，欧洲央行又不愿出钱相救，债务问题于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从深层次根源来说，欧美债务危机和西方经济丧失内生动力密切相关。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黄金期后，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增长动力减少，科技创新未有突破，传统产业又向外转移或日趋式微，竞争力日渐丧失。加上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步入衰退，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刺激经济，于是债务短期内骤然膨胀。

　　西方制度弊端暴露无遗

　　

　　主持人：伴随债务危机的愈演愈烈，今年欧美国家的社会矛盾也集中爆发：欧洲多国举行大罢工；英国爆发大规模罕见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全美。这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哪些制度性弊端？

　　陈：西方一系列社会矛盾表明金融经济危机已经衍化为社会政治危机，许多制度弊端暴露无遗。在经济制度方面，一，发展模式走向极端化。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光有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得见的手。欧洲的德国莱茵模式，即社会市场经济，其特点是实行高福利，但这需要高增长支撑，而金融危机后则难以为继。二，结构性弊端凸显。在西方国家，金融服务业已取代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但金融业缺乏实体经济的依托，使得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成为当前西方经济的最大“病灶”。在政治制度方面，国家利益让位于党派利益及政客的个人利益，以致“议而不决、决而难行”。债务危机之所以迟迟难以化解，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决策低效。在社会制度方面，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穷人给富人埋单，中产阶层受到挤压，“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这一现实的写照。

　　徐：西方经济社会问题的总爆发反映了其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调整、相应的劳动力市场和福利体系都跟不上产业结构的转型，由此引发了社会的抵抗情绪。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来临后，少数利益集团特别是金融垄断集团靠政府渡过难关，社会大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却要承担危机的后果——失业和福利减少，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在社会矛盾尖锐对立无法协调之下，冲突一触即发。

　　丁：欧美债务危机错不在债务本身，也不在借新债偿旧债的模式，正是债务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跨越到工业社会。一个国家背负一定的债务很正常，但关键在于政府要学会管理债务和财政收入，在社会分配中力求公平，不能太偏向资本，成为资本的保护人。但是，西方经过30多年的经济自由化进程后没有保证资本与劳动力的平衡，资本在社会分配中占比太大，而劳工的劳动收益却不断被挤占压缩。尤其是资本“玩火”失手后，还不用背负风险，而是由社会、民众来承担，这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

　　新兴经济体须防“被危机”

　　

　　主持人：欧美债务危机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其“治乱”将对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产生哪些影响？

　　陈：欧美债务危机有长期化的趋势，因为这是个结构性问题，最大问题在于西方经济没有找到增长点，现实又是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而且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已经钝化麻痹了政治家的思想、决断和魄力。

　　但欧美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欧债危机仅限于欧洲内部，美债危机尚属可控。不过由于欧洲国家之间所持债务有许多是银行债，未来最关键的是避免主权债务继续向银行业扩散，引发系统性风险。

　　若将欧美债务危机放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并且经济贸易中心向亚太转移的大背景下来观察，那么未来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现今全球外汇储备的80%在新兴市场，充足的资源有利于新兴市场掌握主动性。另一方面，则需防范潜在的风险，谨防“被危机”，比如发达经济体转嫁危机给债权国。此外，流动性问题也是一个考验，新兴经济体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来消化大量游资。

　　丁：欧洲债务危机还会波动一段时间，但不会夸张到欧元崩溃、欧元区解体的地步。其实，欧债危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西班牙、爱尔兰是有能力慢慢还债的，现在只需要外界帮一把，像爱尔兰已在迅速恢复。意大利问题也不大，它一直以债务多出名，但从来没有违约过，凭借自身的生产力和品牌也可以逐步修复。即便是最困难的希腊，只要欧盟愿意，也完全可以把它养起来。相对来说，英美倒是更危险，因为政府一边买入金融机构的坏账，一边又注入新资本，问题仿佛解决了，其实坏账都被捂在里面，将来一定还会发酵。

　　个人对明年全球经济不看好，毕竟危机还没结束。新兴经济体多少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新兴经济体有赖于旺盛的外部需求和可观的外部投资来刺激增长，欧美债务危机一定程度会导致需求缩减，甚至外资撤离，增长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徐：欧债危机明年不会结束，意大利、希腊等国债务明年到期要还，如果欧盟、IMF以及外部国家届时能达成共识，为负债高的国家提供资金，那么危机也许会缓和。此外，新财政契约的谈判和批准进程是否顺利也是决定危机进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美国的债务问题则取决于两党在减赤方案上的博弈，若达不成协议会对美国国债和金融市场产生一定冲击。但我认为世界经济并未因债务危机陷入二次探底或二次衰退，而是依然在复苏中，只是复苏缓慢乏力而已。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未来出口会面临挑战，同时还需警惕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责任编辑：邵希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