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养老金入市强化政策路径依赖

　　陈季冰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公开建议养老金投资股市，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几乎立即给予积极回应表示支持。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正在与各有关部门沟通，研究促进地方社保资金、公积金余额入市的政策。

　　作为劳动者的“保命钱”—而且不要忘了，这笔钱不是国家财政“发”给劳动者的，而是国家向劳动者强行征收的，它是否应该投资于高风险的证券市场，自然引起了财经界的激烈争论。

　　赞同者—多为证券界人士—认为，我国养老金目前缺口逐年扩大，其保值增值压力日益显著。而另一方面，A股市场近年来持续走弱，屡创新低，高层力挺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意在为两者实现双赢。若成功，股市将再添“航母级”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建立价值投资理念，促进市场的稳定。他们还搬出美国401K计划，证明养老金一旦入市，将为股市带来长期“制度性红利”。

　　反对者—多为财经学术界人士—则认为，目前中国股市制度极不完善，股价经常波动剧烈，“保命钱”入市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大。他们还正确地指出，养老金的设置及强制征集，有其自身的法律和规则，绝不能把它当作救市的工具。人社部基金监督司司长陈良日前就在一个论坛上说，“（养老金）投资运营对市场来说，应该说是一个积极的力量，但我们从来不讲救市，或者是托市，顶多是助市。”

　　这里首先要解释清楚一个背景：实际上，广义的“养老金”，早已有相当部分进入了资本市场，其来源包括历来被视为“国民养老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作为“国家战略储备基金”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

　　眼下郭树清建议的、市场投资者眼热的，是指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按照相关规定，这些资金仅能按规定购买国债和转存定期存款。据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报道，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继晔主持的《社保基金监管立法调研报告》显示，大部分省份都抱怨无处购买国债，结余的基金只能存在财政专户中，估算的存款平均收益仅在1%—2%之间。而2010年以来，消费者物价指数高企。胡继晔测算，1.9万亿元的五项基本社会保险基金结余的实际缩水将达100亿—300亿元。可见，它本身确实亦有拓宽投资渠道的强烈内在需求。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养老金能否入市的问题，从根本上看，其实与股市的市场风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因为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这是一个“风险大小”的量的问题，而非“风险有无”的质的问题。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即便存在银行里，当央行规定的官方利率跑不赢CPI时，它也一样承担巨大的贬值风险。况且，任何国家都有专门立法，明确规定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风险较高市场必须低于某一比例。中国也不会例外，如果开闸养老金入市，相关规则和入世门槛首先必须得以确定。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依然在中国证券市场本身。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政策市”。其重重积弊并非本文的主题和重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近年来的实际表现来看，被评论人士当作应该是市场的重要稳定剂的所谓大型机构，非但没有兑现它们的承诺，反而经常成为违法违规操纵市场、在市场上翻江倒海的主要力量。社保基金是一个头顶着“必须保值增值”的“政治正确”大帽子的市场上最大的股票池，根据我们的经验，这对关心市场公正秩序的人士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设想一下，假如再发生一次像2007-2009那样的过山车行情（意味着有可能使其一年内的浮亏达到令人惊恐的比例，比如20%以上），此时国家是否应该出台什么强有力的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股市？这对本应自由交易的市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另外，在法治不彰、监管不到位的中国股市，这样一个巨无霸的市场投资者，会给操作它的人留下多大的“老鼠仓”及其他非法牟利机会？正常情况下，媒体揭露一家上市公司或基金公司都是困难重重，而面对养老金这样一个“类政府”机构，社会监督的力量又是多么微乎其微？

　　我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切制度性弊病几乎皆与它的“原罪”有关，即它建立之初便不是一个金融资源配置的中性平台，而被一再当做为其他目的—最重要的，如为国有企业融资解困—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当它的走势本身遇到问题时，则国家又会用其他手段去服务于它。这就将“政策市”拖入一个难以脱身的恶性循环中去，现在，又为它增加一个为养老基金保值增值服务（此问题的另一面即是把养老金当成托市工具），岂不是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批评经年的“政策市”的路径依赖？

　　最后，养老金入市还将涉及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问题，即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人社部和地方基金管理部门三方对投资运营主体地位的争夺。从很大的程度上看，它将成为影响政策顺利出台的一个关键因素。顺便说一下，我个人坚决主张，养老金即便被允许入市，也必须交由专业的金融机构来操作，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都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进行操作。

　　作者系知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