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请系紧安全带

　　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

　　2012年全球经济的前景是明朗的，但并不是乐观的明朗：欧洲将衰退，美国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微弱增长，中国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则将急剧减速。亚洲经济体暴露于中国风险下。拉美则暴露于商品价格走低的风险下（由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双双减速所致）。中东欧暴露于欧元区风险下。中东的动荡正在——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地方——酝酿严重的经济风险，地缘风险仍然高企，于是高油价仍将对全球增长构成障碍。

　　眼下，欧元区衰退已成定局。虽然其深度及长度尚难预料，但持续的信贷紧缩、国债难题、竞争力匮乏、财政瘦身等，均指向一场严重下滑。

　　自打2010年起以“蜗牛速度”增长的美国，面临来自欧元区危机相当大的下行风险。它还得应付沉重的财政负担、家庭部门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在就业疲软、收入停滞、房产和金融资产持续发挥负财富效应的背景下）、不平等的扩大和政治上的死结。

　　至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英国已陷入二次探底，因为过早实施的财政巩固和欧元区风险瓦解了增长的基础。在日本，由于脆弱政府无法贯彻结构改革，震后复苏恐只怕会虎头蛇尾。

　　与此同时，中国增长模式的缺陷变得日益显著。房地产价格下跌将引发连锁反应，负面效应所及，开发商、投资和政府收入都难幸免。建设热潮已开始降温，美欧需求疲软令净出口也成了增长包袱。中国领导人一直试图控制疯狂的房价，给房地产市场降温，如今却难以重启强劲增长势头。

　　他们并不孤单。美国、欧洲、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一再拖延，迟迟不进行认真的经济、财政和金融改革，尽管改革是恢复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发达经济体公私部门的去杠杆化才刚刚开始，家庭、银行、金融机构、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吃紧。只有大企业部门情况有所改观。然而，鉴于最终需求受到大量长期尾部风险和全球不确定性的抑制，而许多国家对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令产能过剩仍很严重，这些公司的资本和雇佣支出仍将非常保守。

　　与此同时，经常账户不平衡的现象在一些关键的贸易关系中仍然很突出，例如中美、美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欧元区内部核心和边缘经济体之间。有序调整的前提是，保有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那些过度支出国家，其国内需求降下来；那些过度储蓄国家，其贸易盈余通过本币的名义和实际升值收窄。为了维持增长，过度支出国家的货币需要名义和实际贬值，以改善贸易平衡，而盈余国家需要提振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

　　但这种通过币值变化而实现的调整滞后了，因为盈余国家抵制本币升值，以便将具有衰退效应的通缩压力转嫁给赤字国家。于是，货币战在好几条前线已经打响：外汇干预、量化宽松和对资本流入的政策管制。随着2012年全球增长的进一步弱化，那些边界摩擦可能演变为贸易战争。

　　最后，政策制定者们将很快面临弹尽粮绝的窘境。货币贬值是一场零和游戏，因为在同一时期，不可能所有国家都贬值。由于通胀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对新兴市场也不算大问题），发达国家将一直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但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越来越显不出效果，因为问题的根源是资不抵债——也就是信用问题——而不是周转不灵。

　　同时，财政政策受到许多限制：赤字和债务上升、债券义勇军和欧洲的财政新规等。为金融机构撑腰或者保释它们，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而且近乎破产的政府也没有足够的钱来实施。而且，G20的担当已经让位于G0的现实：虚弱的政府发现，进行国际政策协调变得日益困难，因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世界观、目标和利益发生了冲突。

　　结果，为了应对大量的不平衡——家庭、金融机构和政府债务——用融资和流动性来掩盖资不抵债问题，这样的做法可能最终导致痛苦而无需的重组。与此相似，应对竞争力不足和经常账户不平衡所要求的货币调整，可能导致某些成员国退出欧元区。

　　即便没有空前的去杠杆化和政策枯竭这两个幽灵作祟，重振经济增长也已很困难了。

　　（作者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翻译：芥生。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