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平台贷款逾期苗头渐显 银行不良资产或大增

　　史进峰

　　在大多数银行家眼里，2011年是银行业的一个拐点，以往每年增长30%-40%的好日子怕是要到头了。而接下来的2012年，躺着挣钱的好日子也一去难复返了。

　　王宁(化名)是一家资产规模超2万亿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授信管理部的老人，从业经历超过了三十年，先后做过总行公司部副总、分行行长、授信部老总，亲身经历了20多年来六次宏观调控。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第六次宏观调控，这次属于紧缩型调控。每次调控，政府至少要做三件事：控制物价、货币紧缩和‘砍项目’，这次还没‘砍项目’。”12月的一天，王宁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仅仅过了两年时间，2008年底中央政府“四万亿”刺激计划掀起的地方政府融资盛宴，就剩下一片“杯盘狼藉”。

　　从2011年2季度开始，一场横扫商业银行、平台公司和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大饥渴让之前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地方政府开始绞尽脑汁、节衣缩食；在这场流动性饥渴中，先后有云南“滇公路”、陕西高速、湖南高速等平台公司爆出了财务危机，甚至“违约”事件。

　　如果时间轴向后推移到2009年，老孙掌管的信贷管理部，最头大的问题恰是如何加快“放款”。两年时间，宏观冷热变换，货币政策由松到紧，所有参与主体，银行、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生态发生了巨变。

　　“我觉得这次货币政策，如果不考虑银行的现实情况，连续收紧，瓶盖子越拧越紧的话，以后银行有可能出现大批的不良资产。”王宁希望自己的预言不会成为现实。

　　“银政合作”回潮

　　“很庆幸，当时坚持住了。”

　　2011年10月，当记者再次来到山西实地调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现状时，建行当地分行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在山西省交通厅将近1400亿元贷款余额中，建行不到50亿，竞争对手工行、农行和中行份额均在300亿-400亿上下。

　　这对长期视基础设施贷款为传统优势的建行来说，多少有点不合常规。用上述省分行人士的话说，当时连分行行长都表示不理解，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该行在2009年上半年新增贷款同业排名中，远落后于工行，甚至被中行超越。

　　2008年底，国有商业银行不得不面对新一轮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掉入“信贷财政化”的陷阱，此前经过多轮银行改革艰难分离的“银政合作”再度回潮。

　　财政部财科所曾估计，2007年，中国地方债务总余额为4万亿元左右，其规模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16.5%；仅仅四年后，这一数字膨胀至10.7万亿，已近全国GDP的三成；而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也近万家。

　　2009年初，央行制定的货币供应量M2指标为17%，新增贷款5.4万亿左右，结果到年底时，M2已达27.7%，新增贷款达到9.8万亿，翻了一倍。

　　从2009年一季度开始，商业银行就开始了疯狂的信贷冲刺，“一季度是工农中建几大银行一马当先，二季度信贷冲刺的主力换成了股份制银行，到三季度时，冲击主力又成了地方的农商行、城商行，就是三波往上走。”

　　“一季度时，我们冲得并不厉害，结果后来监管部门检查时，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放款，为什么不配合中央的政策？”王宁摇头道，他所在的银行专门为此开了一个会，搞了一个贷款进度评比。一年下来，该行新增贷款冲过了3000万亿，是年初计划的三倍之多。

　　如此一来，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完全倒转，资金供过于求，地方政府、国企等信贷市场的主要需求方议价能力大幅提升。两年后，通货膨胀全面攀升，信贷投放的恶果显现出来了。

　　失去了政府的隐性保护，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学习游泳，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

　　地方债务危机下的银政共同体

　　然而，放款容易，收款难。进入2011年后，一波又一波有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唱空言论，拉响了新一轮“银政合作”的警报。

　　“这两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收款，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王宁坦言，这两年他掌管的信贷管理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截至2011年底，该公司贷款余额超过了1.3万亿，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超过了一成。

　　2011年，王宁所在银行退出了部分项目，并着手贷款重组计划，包括还款方式合同补正和补充合法有效抵质押物，“说白了就是延期或者续贷。”

　　王宁所在的银行贷款本金回收率达到99.95%，利息回收率99.96%。其中，地方融资平台余额将近1500亿元，同比下降300多亿元，而前9个月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回收率高达100%，3年期、5年期和6年期贷款基本全部回收。

　　2010年下半年，在摸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量之后，银监会再度推出平台贷款清查“六步走”时间表，分解数据、四方对账、现场检查，中间都有着地方政府和银行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

　　以平台贷分类为例，按照银监会2010年底的政策，一旦平台贷款被认定为现金流“全覆盖”，就有可能由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转为一般公司类贷款。如此背景下，银行希望尽快完成监管机构的整改要求，地方政府也希望尽快摆脱平台界定的不利身份重新获得融资支持，银行和地方政府利益取向一致化。以至于到2011年初，各地银监局上报给银监会的数据中，全覆盖类平台贷惊人地达到70%-90%，各上市银行平台贷款余额也在2010年财报中，迅速缩水。

　　“地方分支行都在拼命给平台公司摘帽子。”王宁回忆道。

　　地方平台偿债承压

　　进入2011年，地方债务还款压力的到来，让陷入资金链紧张的地方政府和银行备受煎熬。根据审计署此前公布的报告，仅2011年就有2.6万亿的地方性债务需要偿还，占到10.7万亿地方债务的24.5%。

　　今年7月份，先后有云南滇公路和上海申虹爆出“违约风潮”，地方政府盲目的投资冲动在信贷紧缩的大背景下，第一次触及信贷安全底线。

　　银监会时任主席刘明康多次强调，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的处置原则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要求银行不要急于让平台公司摘帽子，“地方承诺有效，不要轻易摘帽子。”

　　在王宁看来，2009年信贷财政化狂潮中，留下的一大弊端便是，平台公司资产和负债期限的大量不匹配。从2011年始，原先地方融资平台惯用的“短贷长投”手法正浮出水面，而监管层命令禁止平台贷款“不得新增、不得展期、不得借新还旧”的要求，使得平台贷款出现了“逾期”苗头。

　　上海申虹的案例显示，症结并非是企业资金链断裂，而是地方在清理融资平台过程中，发现申虹公司将大量的流动资金贷款用于项目建设。

　　2011年11月，尚福林透露，未来三年内有35%的平台贷款到期，地方平台即将面临第一个偿债高峰。“比较担心的是明年上半年。2009年贷款一般都是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那么09年上半年放出去的贷款，刚好到明年上半年，三年期到期了。”王宁说，如果货币再缩减，后续庞大的在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能会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