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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云覆雨两政商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2-31 08:11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谭洪安

  1934年10月~11月间,登上权力巅峰不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自江西九江出发,跨长江、过黄河、越秦岭、飞大漠,途经十省区,行程上万里,作了一次长达40天的“北巡”。

  蒋委员长此行,为的是视察北方军政,安抚各派人心。在最后一站山西,他先到五台县河边村,拜望阎锡山病重的老父亲,再到太谷县城关,在孔祥熙高墙深院的豪宅里住了一宿。

  这边是曾一度兵戎相见的死对头,那边是以财技鼎力相助的亲连襟,两位出身山西的大佬,对时年47岁、正踌躇满志欲一统中华的蒋氏而言,分量实在不轻。

  末代晋商

  孔祥熙以正牌“海归”背景,经营洋货发家,更胜父辈一筹。

  蒋孔阎三人都是19世纪的“80后”,生于1880年的孔祥熙最年长,阎小3岁,蒋则是小老弟(1887年生)。后生可畏的蒋委员长“北巡”的前一年,孔祥熙和阎锡山各自都有“大动作”。

  先说孔祥熙。1933年4月初,孔祥熙接替小舅子宋子文(孔夫人宋霭龄之弟),出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6月,又继任中国国货银行董事长。

  同年10月,宋子文因劝妹夫蒋介石应先抗日,不要急于“剿共”,并直指军政开支过大,三个月内国民政府财政将破产,与蒋发生激烈矛盾(据称争吵中蒋打了宋一记耳光),决定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受蒋器重的孔祥熙“临危受命”,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的“财神爷”。

  就任财政部长当天,孔祥熙发表理财方针:“第一,要顾全民力,不可竭泽而渔;第二,要注意民心的向背;第三,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又称:“财政二字简单意义,即必须有实物,并须有才干。一方面自己要正直,同时,又需要有治理国家的权柄。”

  出身于晋商大本营之一的太谷,自幼耳濡目染,孔祥熙确是理财的一把好手。

  孔祥熙的祖父经商,曾出资1000两银子参股太谷最有名的票号志诚信,他的四叔是北京义合昌票号主管,到日本开过分号,承揽中日间汇兑业务,据说乃日方允许外商开设票号分号的第一家。但孔父中年之后,无心从商,以致家道中落,孔祥熙小时候生活颇为困苦。

  1889年,10岁的孔祥熙患重病,太谷传教的美国教会医生及时救治,感激之余,孔氏父子皈依基督教,孔祥熙因此得以先后就读于教会办的西式小学及北京通州潞河书院(燕京大学前身之一)。据孔祥熙回忆,1900年庚子之变期间,年方二十的他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几经斡旋,使占据京津的八国联军放弃了进攻山西的计划,此举让主持议和的李鸿章大感惊讶。孔祥熙说,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得知其有意赴美深造后,不仅亲自批准发放护照,赠送银两作为学费,还电嘱清廷驻美大使伍廷芳给予关照。

  孔祥熙留美七年(1901~1907年),耶鲁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他携教友和校友在美募集的一笔巨款,回到家乡太谷,创办铭贤学校(山西农业大学前身),立志教育救国。

  民国元年(1912年)春天,因参加辛亥革命举义,任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而名声大振的孔祥熙,在太谷县城中心购置临街宅院,创办祥记公司,由其表兄孔祥吉任总经理,向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交付2.5万英镑(折合40万银元)的保证金,取得亚细亚壳牌煤油在山西的总代理权。此外,还兼营壳牌汽油、机油,包销英国卜内门洋碱、太古洋白糖、利华肥皂以及颜料、肥料、杀虫剂等化学品。所有货物都从天津港进口,用火车运到与太谷毗邻的榆次(宋霭龄祖籍),再分销到山西各地。

  祥记公司很快在省内及全国铺开商业网络,山西境内开设了37处分号,在京津沪穗等27个大中商埠也有分号。其后孔祥熙又陆续涉足中药、酿酒、制革、玻璃制品、毛织及海味等行业,1915年还开办了裕华实业银行。赚了大钱之后的孔声称,他用六成的盈余支持慈善事业和办学,四成投资于新兴事业。

  祥记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之时,正是传统山西商号票号纷纷没落之日。孔祥熙一步步走上巨富豪门之路,为他后来集几大要职于一身,独揽民国财政大权奠定根基。

   “造产救国”

  阎锡山的“十年建设计划”,类似于二十多年后风靡全国的“大跃进”。

  再说阎锡山。1933年8月1日,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他正式创办了对山西现代工业发展影响深远的西北实业公司,并出任总理,以实现其亲自制定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北伐战争后拥兵数十万雄踞华北的大军阀阎锡山,为什么突然埋头搞起建设来呢?

  原来,阎锡山也是出身于破落商人家庭,早年在父亲开的钱铺中当过伙计,养成精于计算及留心社会经济的习惯。后因家里生意破产被迫弃商从戎,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并得以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毕业后返晋任新军标统(相当于团长),率兵参加辛亥起义后获推选为山西都督,时年仅28岁。

  1917年,阎兼任山西省长,“一手抓军政,一手抓经济”,先后设立公私合办的山西省银行(1919年,祁县富商渠家出资13万两)、太原兵工厂(1927年,与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并称三大兵工厂)等诸多金融机构和军工企业,甚至还自行制造过飞机。

  1930年4~11月间,阎锡山联手冯玉祥发动倒蒋的中原大战,因东北军张学良宣布挺蒋(据说孔祥熙有奔走联络之功)而兵败,阎被迫出走大连。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个半月,他才回到山西,随后利用时局变化东山再起,出任国民政府太原绥靖主任。在下野的一年多时间里,阎深自反省,更加意识到,无论搞政治还是搞军事,“统是看经济上有无办法”。

  阎锡山留日出身,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工业化印象深刻,避居日本占据的大连期间,经常参观工厂企业,天天与追随左右的部下研究经济问题。一旦重新掌权山西,他就提出了“造产救国”的口号,制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此举一是为了落实自己的新理念,二来也是向蒋明确表态:今后不再打内战,请你放心。

  所谓“十年建设计划”,有点类似于二十多年后风靡全国的“大跃进”,即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求得工业农业上的突飞猛进,把地处华北前沿的山西,建设成“经济国防”(这也是阎的口号之一)的重要基地。

  西北实业公司筹办之初,规定资本为500万元,当时山西省政府全年的预算,不过一千二三百万元,由此可见阎锡山的雄心。但历经动荡之后,1932年山西省银行的库存准备金仅有可怜的10万元,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起步甚为艰难,阎锡山往往要出面参与筹划设计,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督促推进。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穷人创业不能用富人的办法,富人是一文钱当一文钱用,穷人则一文钱当几文钱用,一副资本应发挥几副资本的效用。”

  阎锡山开银号、发公债、搞募捐、印钞票,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在山西原有工业基础上,经四五年的大力建设,西北实业公司初见规模,共建成27家大工厂,重工业水平达到全国各省前列。以太原一地为例,除早已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外,火力发电厂、炼钢厂、大小型卡车制造厂、机械制造厂、洋灰厂、卷烟厂、纺织厂等,均达到生产高峰。

  在管理上,阎锡山将这些工厂分为两类:一是集中经营,由公司本部集中计算盈亏、采购材料、推销成品,各厂只管生产合格产品,提高生产率;二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了强化激励,他还借鉴传统晋商做法,在管理人员中实行顶人身股及分红制度。到1937年3月,西北实业公司总资本增至2000万元之巨,共有职员工人13200余人。

  阎又集资2000万元,修筑纵贯晋省南北,全长820多公里的同蒲铁路(大同至永济,即蒲州)。1937年7月,这条清朝末年即动议兴建,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工的铁路,全线大半建成通车,只剩下到大同的最后15公里了。

  各师其法

  孔祥熙追慕晋商往昔,阎锡山钻研社会主义,各见心机,各取所需。

  阎锡山治晋早期,曾倚重孔祥熙在山西商界的影响力,推行一系列省政,孔亦乐意相助。后来,孔祥熙夫妇凭借早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深厚资历,以及一手促成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姻的莫大功劳,1927年前后成为声望日隆的蒋氏的得力助手。但以处事圆熟、八面玲珑著称的孔祥熙,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及冯玉祥等北方军阀也常有往来,在推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4年)、调停中原大战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大事件中,尽展精明商人的交际手腕。

  执掌国家财政大权之前,孔祥熙先后出任过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和工商部长。尽管早已游走于政商两界,孔祥熙还是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晋商的血脉。留美期间,他曾对异邦友人标榜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称晋商宅院建筑之气派犹胜于纽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晋商已日薄西山,他总结原因道:“查中国商业之失败,多因无世界眼光,如山西票庄,近年倒闭殆尽,假如数十年前,派人分赴东西各国,调查金融情况,将汇兑庄分设各国京城及各大商埠,大加改进,必可执世界金融之牛耳。”

  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为彻底弄清晋商衰亡的原因,孔祥熙委托中央银行研究员、山西老乡卫聚贤赴平遥、太谷、祁县等地访问、调查和考证,收集了很多票号的账册、票据等遗物,运返上海。1937年起,卫聚贤陆续在《中央银行月报》上发表《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系列文章9篇,再据此整理写出了晋商研究的早期代表作《山西票号史》,1944年在重庆出版。可惜的是,日寇侵占上海时,那批宝贵的晋商实物资料未及转走,被劫掠至日本,后存于东京大学。

  阎锡山经营山西实业,也不是光靠早年从商的直觉和省内说一不二的权威,他还喜欢琢磨经济问题。早在1921年就钻研过马克思主义,1930年避居大连期间,写成小册子《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试图借助社会主义概念吸引民众,又设法作实质上的抵制。后来他将此书送给“北巡”的蒋委员长作为礼物。

  据说蒋介石到访河边村阎宅途中,问阎锡山:“山西建设(经验)如何始可推行全国?”阎答曰:“定方略、密计划、严督促、实考核、当赏罚。”说他推崇“计划经济”,似亦不为过。

  1935年,阎锡山从北平请来侯外庐、张幼渔、邢西萍和温健公四位学者(明知其皆为共产党员),给自己讲解《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让手下的青年干部一起“受教育”,了解何为科学社会主义。

  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阎锡山是部分赞同,更有不少钦佩之处的。但他认为:共产主义“使人劳动所得,尽交社会;各人生活所需,向社会领用”,这是“以制度强迫人吃亏”,“强人作圣贤”。他的结论是:把共产主义定为制度,“不合公道,不合人情,不适生产”。

  盖棺论定?

  孔阎在经济上的种种“业绩”与举措,生前身后,毁誉参半。

  蒋介石从九江动身“北巡”之时,他所忌恨的“朱毛共匪”,在反复围剿下被迫撤出江西苏区,且战且走,俨然已是末路穷途。蒋一方面派嫡系尾随追击,借势整合西南军阀,另一方面加紧恢复国计民生,中国现代经济史上难得的黄金十年(1927~1936年),进入高潮。

  可是,日寇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扩大侵华战争,中国富国强兵的进程,戛然而止。地处华北前线的山西首当其冲,阎锡山的“十年建设计划”,自然也拦腰而断。

  据估算,1932年“十年建设计划”启动之初,阎锡山手里的实有资本不过110万银元,五年多时间里,却建成了小而全、基本上可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奠定全省现代工业的基础。曾与他合作抗日的共产党人(也是小同乡)薄一波回忆说,阎治晋二十多年间(至抗战爆发前),约占有两亿元(银币)左右的资本,主要是工业、矿业,兼营铁路、银号和商业。

  1937年11月8日,日军攻占太原,因时间仓促,西北实业公司只有2%左右的机器资产及部分人员得以撤退到西南内地,其余绝大多数厂矿设备都落入日寇之手。一直到抗战胜利,阎锡山回到太原,收复被日伪侵占的资产,试图重整旗鼓。但不数年,全国政权易手,治晋38年的“山西王”仓皇离家,跟随一直貌合神离的蒋介石逃到孤岛上。晚年,阎不问政事,深居简出,奋力著书,写下《早年回忆录》及《三百年的中国》等,1960年5月病逝。

  孔祥熙比阎锡山早一步离开大陆。抗战胜利前后,因备受损公肥私、大发“国难财”,且施政失当导致经济局面混乱等诸多弹劾,孔不得不接连辞去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各要职,于1947年秋天赴美定居。临行之前,68岁的他回太谷清理祥记公司资产及处置家产,并到太原出席阎锡山举行的饯别宴会,发表临别感言:“今天这两顿饭,恐怕是我在太谷的最后一顿午餐,在太原的最后一顿晚饭了。”

  孔祥熙曾被视为“中国首富”,有人相信孔氏夫妇积聚的财富近10亿美元。但1954年蒋介石谈及此话题时则说:“不错,他过去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本党的革命运动最初时期,也曾经得到他许多的帮助……说到他现在的财产,我想不会超过50万美元吧?”

  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纽约去世,《纽约时报》评论道:“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至于他的能力,像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他是一位精明的办事员,但不是一位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感谢山西省太谷县孔祥熙故居、定襄县阎锡山故居对本文采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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