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云覆雨两政商

　　谭洪安

　　1934年10月~11月间，登上权力巅峰不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自江西九江出发，跨长江、过黄河、越秦岭、飞大漠，途经十省区，行程上万里，作了一次长达40天的“北巡”。

　　蒋委员长此行，为的是视察北方军政，安抚各派人心。在最后一站山西，他先到五台县河边村，拜望阎锡山病重的老父亲，再到太谷县城关，在孔祥熙高墙深院的豪宅里住了一宿。

　　这边是曾一度兵戎相见的死对头，那边是以财技鼎力相助的亲连襟，两位出身山西的大佬，对时年47岁、正踌躇满志欲一统中华的蒋氏而言，分量实在不轻。

　　末代晋商

　　孔祥熙以正牌“海归”背景，经营洋货发家，更胜父辈一筹。

　　蒋孔阎三人都是19世纪的“80后”，生于1880年的孔祥熙最年长，阎小3岁，蒋则是小老弟（1887年生）。后生可畏的蒋委员长“北巡”的前一年，孔祥熙和阎锡山各自都有“大动作”。

　　先说孔祥熙。1933年4月初，孔祥熙接替小舅子宋子文（孔夫人宋霭龄之弟），出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6月，又继任中国国货银行董事长。

　　同年10月，宋子文因劝妹夫蒋介石应先抗日，不要急于“剿共”，并直指军政开支过大，三个月内国民政府财政将破产，与蒋发生激烈矛盾（据称争吵中蒋打了宋一记耳光），决定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受蒋器重的孔祥熙“临危受命”，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的“财神爷”。

　　就任财政部长当天，孔祥熙发表理财方针：“第一，要顾全民力，不可竭泽而渔；第二，要注意民心的向背；第三，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又称：“财政二字简单意义，即必须有实物，并须有才干。一方面自己要正直，同时，又需要有治理国家的权柄。”

　　出身于晋商大本营之一的太谷，自幼耳濡目染，孔祥熙确是理财的一把好手。

　　孔祥熙的祖父经商，曾出资1000两银子参股太谷最有名的票号志诚信，他的四叔是北京义合昌票号主管，到日本开过分号，承揽中日间汇兑业务，据说乃日方允许外商开设票号分号的第一家。但孔父中年之后，无心从商，以致家道中落，孔祥熙小时候生活颇为困苦。

　　1889年，10岁的孔祥熙患重病，太谷传教的美国教会医生及时救治，感激之余，孔氏父子皈依基督教，孔祥熙因此得以先后就读于教会办的西式小学及北京通州潞河书院（燕京大学前身之一）。据孔祥熙回忆，1900年庚子之变期间，年方二十的他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几经斡旋，使占据京津的八国联军放弃了进攻山西的计划，此举让主持议和的李鸿章大感惊讶。孔祥熙说，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得知其有意赴美深造后，不仅亲自批准发放护照，赠送银两作为学费，还电嘱清廷驻美大使伍廷芳给予关照。

　　孔祥熙留美七年（1901~1907年），耶鲁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他携教友和校友在美募集的一笔巨款，回到家乡太谷，创办铭贤学校（山西农业大学前身），立志教育救国。

　　民国元年（1912年）春天，因参加辛亥革命举义，任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而名声大振的孔祥熙，在太谷县城中心购置临街宅院，创办祥记公司，由其表兄孔祥吉任总经理，向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交付2.5万英镑（折合40万银元）的保证金，取得亚细亚壳牌煤油在山西的总代理权。此外，还兼营壳牌汽油、机油，包销英国卜内门洋碱、太古洋白糖、利华肥皂以及颜料、肥料、杀虫剂等化学品。所有货物都从天津港进口，用火车运到与太谷毗邻的榆次（宋霭龄祖籍），再分销到山西各地。

　　祥记公司很快在省内及全国铺开商业网络，山西境内开设了37处分号，在京津沪穗等27个大中商埠也有分号。其后孔祥熙又陆续涉足中药、酿酒、制革、玻璃制品、毛织及海味等行业，1915年还开办了裕华实业银行。赚了大钱之后的孔声称，他用六成的盈余支持慈善事业和办学，四成投资于新兴事业。

　　祥记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之时，正是传统山西商号票号纷纷没落之日。孔祥熙一步步走上巨富豪门之路，为他后来集几大要职于一身，独揽民国财政大权奠定根基。

　　 “造产救国”

　　阎锡山的“十年建设计划”，类似于二十多年后风靡全国的“大跃进”。

　　再说阎锡山。1933年8月1日，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他正式创办了对山西现代工业发展影响深远的西北实业公司，并出任总理，以实现其亲自制定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北伐战争后拥兵数十万雄踞华北的大军阀阎锡山，为什么突然埋头搞起建设来呢？

　　原来，阎锡山也是出身于破落商人家庭，早年在父亲开的钱铺中当过伙计，养成精于计算及留心社会经济的习惯。后因家里生意破产被迫弃商从戎，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并得以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毕业后返晋任新军标统（相当于团长），率兵参加辛亥起义后获推选为山西都督，时年仅28岁。

　　1917年，阎兼任山西省长，“一手抓军政，一手抓经济”，先后设立公私合办的山西省银行（1919年，祁县富商渠家出资13万两）、太原兵工厂（1927年，与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并称三大兵工厂）等诸多金融机构和军工企业，甚至还自行制造过飞机。

　　1930年4~11月间，阎锡山联手冯玉祥发动倒蒋的中原大战，因东北军张学良宣布挺蒋（据说孔祥熙有奔走联络之功）而兵败，阎被迫出走大连。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个半月，他才回到山西，随后利用时局变化东山再起，出任国民政府太原绥靖主任。在下野的一年多时间里，阎深自反省，更加意识到，无论搞政治还是搞军事，“统是看经济上有无办法”。

　　阎锡山留日出身，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工业化印象深刻，避居日本占据的大连期间，经常参观工厂企业，天天与追随左右的部下研究经济问题。一旦重新掌权山西，他就提出了“造产救国”的口号，制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此举一是为了落实自己的新理念，二来也是向蒋明确表态：今后不再打内战，请你放心。

　　所谓“十年建设计划”，有点类似于二十多年后风靡全国的“大跃进”，即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求得工业农业上的突飞猛进，把地处华北前沿的山西，建设成“经济国防”（这也是阎的口号之一）的重要基地。

　　西北实业公司筹办之初，规定资本为500万元，当时山西省政府全年的预算，不过一千二三百万元，由此可见阎锡山的雄心。但历经动荡之后，1932年山西省银行的库存准备金仅有可怜的10万元，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起步甚为艰难，阎锡山往往要出面参与筹划设计，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督促推进。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穷人创业不能用富人的办法，富人是一文钱当一文钱用，穷人则一文钱当几文钱用，一副资本应发挥几副资本的效用。”

　　阎锡山开银号、发公债、搞募捐、印钞票，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在山西原有工业基础上，经四五年的大力建设，西北实业公司初见规模，共建成27家大工厂，重工业水平达到全国各省前列。以太原一地为例，除早已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外，火力发电厂、炼钢厂、大小型卡车制造厂、机械制造厂、洋灰厂、卷烟厂、纺织厂等，均达到生产高峰。

　　在管理上，阎锡山将这些工厂分为两类：一是集中经营，由公司本部集中计算盈亏、采购材料、推销成品，各厂只管生产合格产品，提高生产率；二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了强化激励，他还借鉴传统晋商做法，在管理人员中实行顶人身股及分红制度。到1937年3月，西北实业公司总资本增至2000万元之巨，共有职员工人13200余人。

　　阎又集资2000万元，修筑纵贯晋省南北，全长820多公里的同蒲铁路（大同至永济，即蒲州）。1937年7月，这条清朝末年即动议兴建，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工的铁路，全线大半建成通车，只剩下到大同的最后15公里了。

　　各师其法

　　孔祥熙追慕晋商往昔，阎锡山钻研社会主义，各见心机，各取所需。

　　阎锡山治晋早期，曾倚重孔祥熙在山西商界的影响力，推行一系列省政，孔亦乐意相助。后来，孔祥熙夫妇凭借早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深厚资历，以及一手促成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姻的莫大功劳，1927年前后成为声望日隆的蒋氏的得力助手。但以处事圆熟、八面玲珑著称的孔祥熙，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及冯玉祥等北方军阀也常有往来，在推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4年）、调停中原大战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大事件中，尽展精明商人的交际手腕。

　　执掌国家财政大权之前，孔祥熙先后出任过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和工商部长。尽管早已游走于政商两界，孔祥熙还是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晋商的血脉。留美期间，他曾对异邦友人标榜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称晋商宅院建筑之气派犹胜于纽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晋商已日薄西山，他总结原因道：“查中国商业之失败，多因无世界眼光，如山西票庄，近年倒闭殆尽，假如数十年前，派人分赴东西各国，调查金融情况，将汇兑庄分设各国京城及各大商埠，大加改进，必可执世界金融之牛耳。”

　　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为彻底弄清晋商衰亡的原因，孔祥熙委托中央银行研究员、山西老乡卫聚贤赴平遥、太谷、祁县等地访问、调查和考证，收集了很多票号的账册、票据等遗物，运返上海。1937年起，卫聚贤陆续在《中央银行月报》上发表《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系列文章9篇，再据此整理写出了晋商研究的早期代表作《山西票号史》，1944年在重庆出版。可惜的是，日寇侵占上海时，那批宝贵的晋商实物资料未及转走，被劫掠至日本，后存于东京大学。

　　阎锡山经营山西实业，也不是光靠早年从商的直觉和省内说一不二的权威，他还喜欢琢磨经济问题。早在1921年就钻研过马克思主义，1930年避居大连期间，写成小册子《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试图借助社会主义概念吸引民众，又设法作实质上的抵制。后来他将此书送给“北巡”的蒋委员长作为礼物。

　　据说蒋介石到访河边村阎宅途中，问阎锡山：“山西建设（经验）如何始可推行全国？”阎答曰：“定方略、密计划、严督促、实考核、当赏罚。”说他推崇“计划经济”，似亦不为过。

　　1935年，阎锡山从北平请来侯外庐、张幼渔、邢西萍和温健公四位学者（明知其皆为共产党员），给自己讲解《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让手下的青年干部一起“受教育”，了解何为科学社会主义。

　　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阎锡山是部分赞同，更有不少钦佩之处的。但他认为：共产主义“使人劳动所得，尽交社会；各人生活所需，向社会领用”，这是“以制度强迫人吃亏”，“强人作圣贤”。他的结论是：把共产主义定为制度，“不合公道，不合人情，不适生产”。

　　盖棺论定？

　　孔阎在经济上的种种“业绩”与举措，生前身后，毁誉参半。

　　蒋介石从九江动身“北巡”之时，他所忌恨的“朱毛共匪”，在反复围剿下被迫撤出江西苏区，且战且走，俨然已是末路穷途。蒋一方面派嫡系尾随追击，借势整合西南军阀，另一方面加紧恢复国计民生，中国现代经济史上难得的黄金十年（1927~1936年），进入高潮。

　　可是，日寇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扩大侵华战争，中国富国强兵的进程，戛然而止。地处华北前线的山西首当其冲，阎锡山的“十年建设计划”，自然也拦腰而断。

　　据估算，1932年“十年建设计划”启动之初，阎锡山手里的实有资本不过110万银元，五年多时间里，却建成了小而全、基本上可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奠定全省现代工业的基础。曾与他合作抗日的共产党人（也是小同乡）薄一波回忆说，阎治晋二十多年间（至抗战爆发前），约占有两亿元（银币）左右的资本，主要是工业、矿业，兼营铁路、银号和商业。

　　1937年11月8日，日军攻占太原，因时间仓促，西北实业公司只有2%左右的机器资产及部分人员得以撤退到西南内地，其余绝大多数厂矿设备都落入日寇之手。一直到抗战胜利，阎锡山回到太原，收复被日伪侵占的资产，试图重整旗鼓。但不数年，全国政权易手，治晋38年的“山西王”仓皇离家，跟随一直貌合神离的蒋介石逃到孤岛上。晚年，阎不问政事，深居简出，奋力著书，写下《早年回忆录》及《三百年的中国》等，1960年5月病逝。

　　孔祥熙比阎锡山早一步离开大陆。抗战胜利前后，因备受损公肥私、大发“国难财”，且施政失当导致经济局面混乱等诸多弹劾，孔不得不接连辞去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各要职，于1947年秋天赴美定居。临行之前，68岁的他回太谷清理祥记公司资产及处置家产，并到太原出席阎锡山举行的饯别宴会，发表临别感言：“今天这两顿饭，恐怕是我在太谷的最后一顿午餐，在太原的最后一顿晚饭了。”

　　孔祥熙曾被视为“中国首富”，有人相信孔氏夫妇积聚的财富近10亿美元。但1954年蒋介石谈及此话题时则说：“不错，他过去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本党的革命运动最初时期，也曾经得到他许多的帮助……说到他现在的财产，我想不会超过50万美元吧？”

　　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纽约去世，《纽约时报》评论道：“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至于他的能力，像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他是一位精明的办事员，但不是一位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感谢山西省太谷县孔祥熙故居、定襄县阎锡山故居对本文采写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