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皇裔的津门往事

　　赵向阳

　　这是一个寻常的冬日下午，九十岁老人金婉茹再次来到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的劝业商场大楼前。

　　眼前这座西洋建筑已无往昔景象：旧时的丝绸鞋帽、钟表眼镜、珠宝古玩、刻字画像等老字号商户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按照现代百货业布局的化妆品、男女时装、家用电器、运动品牌等开放式柜台；唯有一楼大厅悬挂的清末翰林、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书写的“天津劝业场”五个苍劲饱满的大字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金婉茹原名爱新觉罗·毓宜，她是清朝最后一位庆亲王载振的孙女，即载振次子溥锐的长女。了解劝业场历史的天津市民都知道，载振是劝业场的第二大股东，“劝业场”这个名字也由载振所拟，但他们或许不知道，劝业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养活着庆王府上下百余口人，并维系了庆亲王本人的奢侈“爱好”。

　　股东庆亲王

　　1928年12月21日，天津法租界21号锣鼓喧天，一幢浅灰色七层大楼拔地而起，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断涌进这座带尖顶的西洋建筑。在这座法国人设计的浅灰色建筑里，除了经营日用百货之外，更有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宫影院、天会轩戏院、天露茶社、天纬台球社、天纬地球社、天会轩（俗称“八大天”）等休闲娱乐场所，它便是天津劝业场。

　　劝业场开业典礼声势浩大，其背后的股东颇有背景。大股东是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的买办高星桥，二股东便是庆亲王载振，此外，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天津钱业公会会长叶兰舫等天津市名流亦有股份。

　　在满清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不久，1925年，载振也离开了北京，来到天津租界“避难”,并买下了位于天津英租界39号的(今重庆道55号)宅子，当起了寓公——这里曾是太监小德张的宅院。

　　在朋友的引荐下，载振认识了煤炭行业出身的高星桥。雄心勃勃的高星桥正筹划在天津建造一座百货商场。高星桥与魏信臣合资买下英商先农公司两块地皮，建起商场和交通旅馆，共计投资九十万元。在高星桥的劝说下，载振以三个儿子——溥钟、溥锐、溥铨的名义投资三十万元，成为劝业场的二股东。

　　劝业场落成时，载振建议取名为“劝业商场”。在劝业场6层的办公室内，悬挂着“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个条幅，劝业商场便是取其首字。这年冬季，高星桥、载振专程拜访了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之首，天津人尊称为“华七爷”的华世奎，以每个字100元银洋的润笔费邀华世奎为商场题了“天津劝业场”5个大字。

　　在金婉茹看来，祖父入股劝业场是一项精明的投资。一个颇能反映载振眼光独到的事实是，当劝业场建到三层时，第一轮90万元的融资已经所剩无几，高星桥又向银行贷款50万元，这时其他两位股东动摇了，相继退出劝业场，而载振不为所动。

　　王府的仰赖

　　金婉茹对劝业场的记忆大概要从每月必须抄录的月报说起。尽管是劝业场二股东，但载振从不参与经营，指派大儿子溥钟、次子溥锐与高星桥等人对接。每月底劝业场便会送当月的月报到庆王府。这时，金婉茹与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小叔叔（载振三儿子溥铨）就要承担抄写月报的任务。

　　当时金婉茹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姑娘，她对劝业场的印象仅仅停留在枯燥的经营数据上。由于年少，金婉茹并不理解月报上的数字代表什么，但她清楚地知道，庆王府上下所有人的开支就依靠劝业场股份每个月的分红。

　　此外，祖父载振还有很多奢侈的“爱好”，这方面的投入也是靠劝业场分红来维持。溥铨撰写的《父亲庆亲王载振事略》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他曾养过龙睛鱼、金鱼、天鹅、野鸭、虎皮鹦哥等，特别喜爱养蛐蛐、金钟子，不惜重金选购，还买了很多精致的蝈蝈葫芦，有的是象牙雕刻的盖。”

　　毫无疑问，这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好在庆王府赶上了1928年~1937年劝业场生意最红火的十年。对此，溥铨文中记载道：劝业商场地点适中，落成后各类商户纷纷到那里租摊营业，商户要在场内得到一个好摊位，不但要交高额租金，而且要交付一笔数目可观的进场费。此外，劝业场外还有交通旅馆和龙泉澡塘，生意都很兴旺。

　　以现代商业选址要求来看，劝业场的创建可谓“生逢其时”。辛亥革命以后，壬子兵变、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国民革命军北伐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北京局面动荡不安，一批军阀、官僚、富商等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使得租界人口剧增。数据显示，上世纪20年代末，法租界人口达52000多人，为租界之最。毗邻的英租界39000多人，日租界为36000多人。而劝业场的位置正好处于法租界，为周边的高端顾客群提供服务。

　　后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载振不参与劝业场的经营？看到劝业场生意红火为什么没有增资扩股？对此，金婉茹对笔者解释道，“载振遵循了祖训，‘不与庶民争利’。”

　　不过从后来的变数来看，载振“不参与”的态度和小股东地位虽然让他少赚了钱，但同时极大程度地保护了他。相比之下，在那个动荡时代，大股东高星桥受了不少折磨和压力。

　　坎坷劝业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天津被日本军队占领后，由于日本兵成天在日租界打靶演习，设置路卡，对来往行人和车辆进行搜查，居民惶惶不可终日。随着顾客不断流失，劝业场的生意每况愈下，据载振三儿子浦铨回忆，“有些时候，庆王府甚至拿不到商场的分红。”

　　劝业场经营举步维艰，庆王府没有了收入来源，时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抗日战争结束后，劝业场的经营仍无好转。年迈的载振因此积忧成疾，最终，于1947年旧历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中国最后一位铁帽子王爷驾鹤西去。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间，劝业场的大股东高星桥因惊吓和操劳，病死在上海。至此，劝业场的两位创始人双双化作历史的尘埃。

　　可是，劝业场的故事仍在继续。1956年一个下午，金婉茹来到劝业场六层办公室，同行的还有她的大嫂张莱珊和姑姑金端生以及高星桥的儿媳。

　　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下，从这一天开始，劝业场划归国有，从此与庆王府以及高家再无股权上的关系。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平日被讥笑为“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往往会挺身而出，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金婉茹和大嫂张莱珊和姑姑金端生这几位庆王府“娘子军”便代表溥钟、溥锐、溥铨签字，将所持股份捐赠给政府；而大股东高家则派出高星桥的四儿媳为代表。

　　由于金婉茹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口头表达能力强，再加上她当时的身份是天津某街道办事处职工，因此，她代表股东发言。金婉茹依稀记得她当时说：“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宽大处理，我们没有能力经营好劝业场，愿意将所持股份捐赠给国家。劝业场的员工工作努力，我代表股东希望政府能够将他们留用。”

　　王孙今何在

　　公私合营后，天津劝业场翻开了新的篇章。当代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兆基目睹了这一变化。在兆基看来，以前只有达官贵人可以享受的待遇，普通老百姓也能体验一把了。爱新觉罗·兆基是努尔哈赤第六子拜塔王爷的嫡孙，按照辈分，他应该叫金婉茹姑姑。当时兆基是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他最经常光顾的是劝业场的改造后的光明影院。尽管当时一场电影的票价是两毛钱，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但相比之前更具有“亲和力”。

　　解放以后，爱新觉罗后裔走动开始频繁起来。“像以前我们都不敢联系，在过去，两个王爷之间，即便是亲兄弟也不能相互走动，不然有谋反的嫌疑。”爱新觉罗·兆基对笔者表示，他与姑姑金婉茹相认也是在解放后。

　　金婉茹的另一个身份是东北奉系张作相上将军五公子的妻子。金婉茹曾从师四叔溥铨学习绘画书法、从师张伯驹老先生学习作诗填词，拜樊筱舫先生学习书画，擅长画骏马、雄鹰、金鱼、松、竹、梅、兰，现是天津市文史馆书画组成员、天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

　　回顾过去以及劝业场历史，有何感慨？问及这个问题。金婉茹沉吟半响，提笔在纸上写下：改革辉煌，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