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旱涝保收的行为逻辑

　　顾骏

　　“什么时候买股都是错”，2011年中国股民经历了惨不忍睹的一年，截至12月22日，A股总市值较年初锐减50837.79亿元，流通市值锐减28866.94亿元，中国A股投资者人均亏损4.2万元，而素称“专家理财”的基金公司也无一赚钱，总体亏损或超4000亿元。

　　专家毕竟是专家，与散户还是有所区别：投资者输掉自己的真金白银，而基金经理们却可以“旱涝保收”。2011年上半年，763只基金共亏1254.33亿元，但61家基金公司同期管理费收入合计达149.22亿元，较去年增长0.35%。

　　基金经理们之所以能旱涝保收，是因为现行制度规定，公募基金公司是根据运营的基金规模，按照一定比例征收管理费，投资者最为关切的业绩如何，同经理们的钱袋子没有关系。而且，相比美国，中国基金的管理费率要高出很多。在美国，1990年股票基金的投资者平均支付的费用占基金资产的2%，到2010年之前，已下降为0.95%，而目前国内普通股票型基金管理费加申购费率是3%，且从2001年基金问世到现在，没有任何调整，除了个别基金公司出于“社会责任”或者愧对投资者而暂时停收。

　　基金管理费不按业绩，只同规模相挂钩的制度规定，据说是同国际接轨的，其理论依据是“基金管理属于受托管理，不是共同投资，要是管理费同业绩相挂钩，那就等于要求管理人承担投资风险，基金就不是受托管理而是共同投资了，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会从自身利益和风险出发作出决策，有可能同投资人长期利益和根本利益发生偏差”。

　　这里的问题不是如此说法本身难以成立，当今国际通用的股权激励机制，就形同将职业经理们捆绑在企业所有者的战车上，以事实上的“共同投资”，来克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现实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而是如此安排必定加剧管理人和投资者的力量失衡：本来就因为专业知识缺乏、信息不对称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小投资者，现在失去了最有效的制约手段，因为前者管不住后者的钱袋子，就管不住后者的任何决策，基金经理们进入了一个纯粹的“用他人的钱做自己的事”的无责任境地。可以想见，2011年亏掉基民4000亿元之后，基金经理们过年时照样滋润。

　　现行制度如此安排有其深意。正如中国股市不是为了让投资者获得回报，而是首先为了让国有企业无限制地“解困”，其次为了让私企业主连同各类机构疯狂发财一样，基金特别是偏股型基金的诞生，根本上只是为了给融资功能压倒一切的股市，找到一个合适有效的配套工具。这个工具名义上用于“稳定市场”，通过子虚乌有的“价值投资”，对冲投机行为，减少股市暴涨暴跌，其实是为“窗口指导”提供技术手段，通过将散户编入基金，充当圈钱的炮灰。基金公司除了在指数太高时，不准买，指数太低时，不准卖之外，还要承担在指数高位风险过大时，掩护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同政府有亲缘关系的资金撤退，在央企不顾市道巨量IPO时，挺身挡枪口，买进随即就将破发的新股之类的任务：除了基金，谁有能耐驱赶那么多散户资金“羊入虎口”？既然基金承担的是行政任务，其待遇自然不能按市场原则来定，而必须超越市场，获得政治对价：“旱涝保收”是对于他们驱赶羊群的狡诈酬劳，而不是看护羊群的辛劳回报，这个道理一目了然。只是一旦牧羊人明白羊只最后都是要被吃光的，一定会想方设法，在把羊群驱入虎口的路上，私下截留几只，屡禁不止的“老鼠仓”，不就是基金经理们为自己打理的“小金库”？各行各业那么多小金库，哪个管住了？

　　投资者再弱势，仍然可以“用脚投票”，拒绝表现过分的基金公司。为了忽悠基民，基金业发明了“行业排名”的做法，在绝对业绩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用相对业绩，也就是在牛市按照盈利的多少，在熊市根据亏损的多少，进行排位。“五十步笑百步”者也可以为自己发今年的奖金，招徕明年的销售。殊不知，如此这般的假戏到了爱财如命的基金经理那里，变成了真做。如果在牛市阶段，“真做”确能为基民“多收个三五斗”，但到了熊市，“真做”可就要了投资者的命了：为了让竞争对手死得比自己难看，弱市砸盘俨然已成为基金行业的潜规则。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把原本12月31日的业绩考核日，悄悄地提前到了11月30日，留下整整一个月，用来抛售其他基金的重仓股，将不知进取仍然实行12月底考核的对手拖下水。过去临近岁末，基金往往会拉高重仓股的股价，人为创造业绩，这一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过去式，年末指数翘尾早已改为掉尾。如此转变之下，可怜的不是还在苦苦等待基金拉升，指望搭会顺风车的散户们，而是所谓“稳定股市”的初衷，完全成为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不要说追涨杀跌避免不了，本来不跌，也一定挖个坑，令玉石俱焚。

　　如此变态心理、诡异行为和荒诞逻辑，何以盛行？是基金经理的本性，还是基金行业的特性，还是中国股市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