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改：问题的持续与期盼的继续

　　任剑涛

　　2012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会进一步推进吗？2011年的政改仅仅是一个话题而已。这是因为政改实践全无动作，人们只好将之转化为一个泛泛而谈的话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个空泛的论题。对于国家的健全发展来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倒逼国家的重大事务。回首一年人们谈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诸种论点、繁杂主张，透过各种社会现象显示的政治体制改革需求，人们不难捕捉到关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确切信息。

　　政改：只听楼梯响

　　惜乎这些议论，不论是出自政府首脑、或是民间各派，都没有引导出哪怕是些小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

　　2011年中国社会与政局都可以用波澜不惊来形容：让人喜悦的事情与使人郁闷的事情之间相抵，中国又安全地度过了一个年头。

　　2011年令中国人高兴的事情不少：此前由世博会和亚运会掀起的爱国热潮，助推人们心中久已萌生的国家自豪感的爆发。这一年，“中国模式”话题的迅速升温，到了一个只有中国才能拯救世界的极高热度。加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政治渲染，辛亥百年之际国家权力的甚隆其事，民族复兴的大众兴奋感骤然增高。

　　从具体事件来看，瓦良格号的成功改建，使中国人的振兴联想从陆地走向海洋；神舟八号的成功发射，让中国人的世界想象从地球推向太空。国家实力的认知，一时达到举世无双的高度：因为美国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的衰落，成为美国人自己明确传递给中国人的国家兴衰信息；而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衰落的写照性话题，让中国人颇为亢奋。中国领导世界的重担，似乎在这一年已经实实在在地落到中国人的肩上。“中国震撼”据说成为国家领袖向同道积极推荐的话语。这样的国家心理状态，是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显现而出的、罕见的自重自信、积极向上状态。由衷而言，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2011年也出现了不少令人不高兴的事情：就自然灾害而言，年初南方低温冷冻和雪灾、云南盈江地震、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内蒙古、甘肃、宁夏春夏连旱、接着南方与山东洪涝、内蒙古洪涝风雹、西南地区夏秋连旱、台风“梅花”“南玛都”“纳沙”袭来、华西绵绵秋雨。但相对此前两年，这些自然灾害不足引起人们的紧张；而相较于日本的海啸和泰国的水灾来讲，更不足以令中国人惊恐。不过这一年的人为灾难却引起人们极大愤概：煤矿坍塌事故仍然频繁、工厂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大规模的火灾事故出现不少，当然最使人难以接受的就是“7·23”温州动车组撞车事故。事故发生的蹊跷与拯救行动的古怪，引发人们的普遍不满和愤懑。加之西方国家在遭遇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一系列国际政策，更是导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层且局促的思考。

　　上述令中国人高兴与不高兴的事情，最后都聚焦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话题上来。因为，高兴的事情让人们为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辩护，不高兴的事情促使人思考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与改革之道。换言之，政治体制成为人们谈论中国问题的核心问题。

　　在此双重动力的推动下，2011年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与前一年相比，已经从政治舞台背后的纯粹理论讨论转向针对政治事件的前台物议。标志性的事件有：由重庆高调唱红打黑引导出的中国道路左右之争，因起诉茅于轼引发的左右派鲜明对垒，以纪念“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颁布三十年推动的政改呼声，以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呈现的拒斥文革做派的宣誓。这些事件鲜明体现出政改话题的聚众效应。

　　2011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温家宝总理出席企业家对话会，与企业家代表面对面交流，再次重申政改重要性并明确表述了五个改革重点，将政治体制改革视为保障国家安宁、人民幸福的决定性问题。从而将2011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议论推向了年度高潮。惜乎这些议论，不论是出自政府首脑、或是民间各派，都没有引导出哪怕是些小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楼梯甚响，不见人来。

　　社会问题的政治根源

　　傲慢的权力会塑造出一个冷漠的社会，冷漠的社会反过来又会支持一个傲视一切的权力体系。

　　无疑，2011年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热议，是中国社会变迁直接推动的结果。这一年国家做出了不少可贵的努力，试图缓解社会矛盾、尽力提升国民士气、全力打造强国形象、极力改善国际环境。但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化解，而且更趋严重。此前社会学家断言的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崩溃，由隐到显、突兀地呈现给世人。

　　社会的加速崩溃，从积弊甚久、未曾革除的现象到年度重大事件两个方面，都有令人震惊的表现。就前者而言，由于缺少政治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公正性担保，长期以来形成了令人忧心的强势群体独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与财富增长好处的局面，而弱势群体几乎没能分享同样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具有的任何好处。相反，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轻蔑、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仇视，造成国家权力体系与普通公众集群之间的敌视局面，人们熟知的“三仇”——仇官、仇富、仇警，就典型地体现出这种社会的强烈对峙感。而且由于长期以来整个国家缺乏保障公民的成熟机制，因此，人们普遍陷入一种不安全的状态。整个社会的向下取向，成为这种不安全的象征符号。人们普遍在自认弱势群体的软弱心态中，寻求更为强势的权力对自己的保护。这一心态显示出的自我乏力感，构成瓦解公民责任感和拒绝积极履行公民义务的直接因素，进而成为他们拒绝相信国家权力的心理抵制驱动力。

　　就后者来看，社会突发性事件所反映出的社会现状令人惊异。这些突发性事件，一些是个体性的，多数是群体性的。这些个体事件投射出全社会的社会心理的扭曲与畸形。前一年开车撞人不救却杀死被撞者的药家鑫，在2011年被判死刑，引起人们又一轮讽议。小悦悦事件的出现，更使世人痛切心扉地发现中国人的道德感之冷漠，让人对社会的关怀彻底丧失信心。江西抚州钱明奇爆炸案，则使人看到得不到公正对待的人们暴力反抗国家的危急状态。这些典型个案自然不足以代表社会总体的状况，但却象征性地显示出这个社会的冷漠化、暴力化走势。而引发社会骚乱的群体性事件，则显示出中国社会制度安顿失当导致的、社会失序的严重性。

　　从近年来群体事件呈几何级数增长、且暴力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态势来看，此前国家权力当局幻想的单纯依靠经济发展解决繁杂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从根本上调整的地步。毋庸讳言，所有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的背后，都是错位的权力结构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一个不受法律严格约束的国家权力体系，任随它在主观意图上如何乐意承诺为民众尽心竭力服务，那总是难以兑现的空头许诺。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在权力不受挑衅的前提条件下，是可以偶然为治下的公众提供些微的好处。但这样的权力机制无法长期、稳定并且谦恭地为公众服务的。国家权力的傲慢定势就此铸就。傲慢的权力会塑造出一个冷漠的社会，冷漠的社会反过来又会支持一个傲视一切的权力体系。结果在这样的处境中，人人对人人处于相互漠视的冷淡状态。一旦某人或某个集群的利益受到影响、威胁或侵犯，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使用暴力手段来对付于自己不利的人与事。可见，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将执政党与国家权力严格限制在法制规章治下，乃是让社会安宁、和谐的首要条件。这是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社会关系论述的基本常识之一。掌权者不可对之掉以轻心，公民不可对之刻意轻慢。

　　期盼不是单纯的信念

　　富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是乐意进行政治改革，并有效规范权力的。

　　谈及政治体制改革，左右派之间做出的反应、掌权者与普通公众的反应之间，具有极大的差异。

　　就左右派之间来看，由于两者之间缺乏起码的政治共识、没有相互之间愿意严肃遵循的论辩规则，以及未曾有过相互争辩必须倚重的稳定制度平台，因此，南辕北辙、全无对话的相互攻讦，就成为各自表述自己立场的基本方式。至于掌权者与普通公众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就更是天壤之别。古往今来，掌权者愿意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让渡出来，交给公众严格监督、付诸制度程序约束的，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可以说实例罕见。而普通民众面对这样的权力定势，在传统社会里，要么以冷漠相对处置、要么以规训权力期待、要么以制约权力幻想，总是对权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但在现代处境中，公众对权力加以法治化约束的要求愈益明确，参与政治行动的积极性愈益高涨，这就使得权力的自恋与公众的期望之间，形成对立性的政治心态和政治取向。

　　2011年中国的左右之争明显加剧了。但在两者之间都将对方看做是纯粹基于政治信念来谈论中国政治问题的时候，未曾发现他们之间所共享的现实判断：中国政治体制确实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不是一个非改不可的政治体制，怎么对立双方都共同对其感到不满、甚至愤懑呢？！对于各自认定的绝无调和可能的政改进路，其实，也存在着彼此包含的政治兼容空间：左派、尤其是温和左派，试图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有效克制自己深恶痛绝的权钱勾结、普遍腐败。达到这一目的，除开一个稳定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还能有什么制度为其实现政治欲求提供前提条件呢？对于右派、尤其是温和右派来讲，努力想建构一个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平台，从而为公平、公正、公开的现代社会建构铺平道路。但除开以人民的名义来推动这样的政治转型，并对人所不满的现实状况展开不留情面的直接批评之外，怎么也难以期待掌权者良心发现，走上民主法治的轨道。

　　至于掌权者与普通公众之间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知差异，确实是难以弥合。掌权者对于权力挑战的天生敏感，是他们拒斥政治体制改革的遗传性心理机制。而民众对权力的约束愿望一旦被激发起来，就存在一种置权力于瘫痪甚至死亡的自然倾向。但这两者之间也不是绝然对立，毫无共识可言的。从人类政治的大历史视角看，人们总是会发现一些富有理想的政治家，在创制政治制度的关键时刻，与历史内在呼应，以高超的政治技艺将人们的制度化诉求付诸制度建设过程。

　　在当代中国，这样的政治家并不特别稀缺。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承续其事业的江泽民、胡锦涛，一再强调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就是一种来自权力领域的规范权力的可贵努力。而近年温家宝总理十来次直接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就更是显示出掌权者的清醒理智。2011年，温家宝总理更是直接开列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五项重大工作。

　　此事提醒人们，富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是乐意进行政治改革，并有效规范权力的。同时，人们也毋须停留在揣测政治家推动政改的动机上面。只要政治家适时而为，与民众的政改诉求相呼应，政改的动力机制就具有强大驱动力。

　　如何弥合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的鸿沟

　　这一路线图，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刻画出来，那就是从党内民主推进到人民民主。

　　面对2011年的政改局势，人们常常会给出一个令人颇感失望的结论：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理论上谈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关键，却不是理论上的高谈阔论，而是实际上的精微操作。“说来容易做则难”。这是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最打击人信心的断言。

　　无疑，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对待。从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识上来讲，达成某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是集聚底线所需的、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须资源的基本条件。换言之，弥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巨大鸿沟，需要从规范权力的底线上达成改革的最低共识。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的共识建构难题。犹如前述，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于规范权力总还是可以达成一致的；不谈当政者是谁，任谁当政都需要在规范权力的基础上提高权力的运作绩效，也是可以形成相同看法的；不分限权途径的差异，人们还都希望在尊重人民决断和公民主治上面形成认同。以这些可能的政治认知一致性为条件，同时以基于不同价值立场的人士都大致认可的当前中国政治体制需要改革为动力，人们应当趋于形成寻找改革举措胜于意识形态争论、以问题解决优先于领导权的无谓争夺、将体制运作效果安置在执政动机之上的大致共识。

　　一旦形成这样的政治共识，大家一起致力于解决中国政治体制的缺失，就可以成为重新确立改革共识、再次启动改革巨碾、致力提高改革绩效的强大推动力量。人所共知，现代政治除开时限短暂的革命阶段之外，和平执政的大多数时候都需要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努力放下政治歧见，达成稳定人心－社会－政治秩序的共识，并以之作为国家权力的执掌者们必须遵守的政治底线原则。只要各方政治势力都存有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而不是各怀鬼胎、相互拆台，政治体制中哪怕是坏死的体制机制，都可以用改革的手段将其革除，从而维持住国家基本制度的稳定，以随时随地的改革显现的动态之势保持国家的长程延续。实现这样的改革共同驱动目标，必须促使国家的掌权者理性面对权力。权力的分享机制、以及掌权的交替制度、分权制衡的理念、尊重公民权利的信念等等，都是维护各种政治力量间巧妙平衡和微妙共识的重要前提。如果举国之人都是食利之徒、组织尽是谋利机构，而且都把权力看得来高于一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么，任何多么轻易地就能解决的政治问题，也将成为万分棘手、人们望之生畏的难题。政治改革史表明，只要举重若轻，一切政治难题都能化解；如果畏首畏尾，一切可以解决的小问题，也就重若泰山，难以移易了。前者，是一切有为的政治家和积极的公民所遵循的政治行动指南；后者，则是一切政客官僚和消极臣民为自己开脱职责的轻巧理由。何去何从，考验着面临政治体制改革决断的从政者和普通人。

　　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富有信心，提供给这一改革以心理支持。但明确进路和确定对策，则成为这一改革聚集人气和得到支持的现实根据。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亟须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一路线图，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刻画出来，那就是从党内民主推进到人民民主。这一时间表，也由20年中长期规划大致给出，更由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之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的政治目标给定。就前者言，即时启动党内的竞争性民主改革，是给人们民主发展希望感的起点，也是能够重新聚集政治体制改革资源的基本功。以中央换届为周期，五年到十年之间，党内民主机制应该基本建成。进而将党内民主推向党际民主，使得多党的良性竞争成为优化政党政治的组织资源。在党际民主十年迈向成熟状态的基础上，即时将民主机制推向整个社会，从而实现民主立国的宏伟目标。就后者论，战略上的长期部署与策略上的即时推进，相辅相成，“关键在抓落实”。

　　在目标与手段之间、路线图与时间表之间，寻找到一个由此达彼的互动机制，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会将形成这一共识的2011年刻写在它历史的丰碑上。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