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跌倒在哪里

　　雪珥

　　以近代改革史的角度资治通鉴

　　2012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33个年头。在这个当口，我们似乎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改革的共识是否在消散？改革的动力是否在减弱？

　　33年，从历史上看是一道坎。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的第33个年头，正值1894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从“制度”和“主义”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而围绕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却在“制度万能”和“主义万能”的大跃进中被忽略。在本报专栏作家雪珥看来，晚清改革正是，自此走上了一条“主义”取代“问题”、口号取代实干、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终至政权分崩离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如今，又是33年。

　　读史可以知兴替，从历史的角度看，已经33年的当代改革，可能还会跌倒在哪里呢？

　　绊脚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未必会愚蠢到公开反对改革，但一定会积极影响改革的路径、方向、步骤、力度，甚至争夺下一步改革的主导权。

　　导致辛亥革命、清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这一点史实，基本为各方所认可。推翻清政权的主流，正是所谓的“立宪派”，而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的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亦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张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今有没有？其规模有多大、能量有多强？他们既没有对政权的忠诚，又没有对民生的责任，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却不必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以大规模资产外逃为核心的“移民”运动，或许只是证明了“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实现的难度。而囿于跨国移民的配额限制和司法壁垒，这一群体的主流，还是必须扎根故土。他们未必会愚蠢到公开反对改革，但为了维持、壮大既得利益，他们一定会运用已经获得的政经资源，积极影响改革的路径、方向、步骤、力度，甚至争夺下一步改革的主导权。这对下一阶段的改革包括政改，影响极大。

　　在改革的下一阶段，如何在符合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减少和削弱这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避免前33年已经贫富分化的社会进一步分化乃至撕裂，正是重点与难点。

　　绊脚石之二：大跃进心态

　　在涉及政改的问题上，绝不可走乱步伐——可以小步快走，但绝不可大步飞跃。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共同心态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ＸＸ社会。

　　这种“大跃进”心态，表现在改革上，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种认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高铁”时速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下“大跃进”的危害。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宪法大义》中告诫国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

　　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动”，在33年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军工体系。北洋舰队的规模和战斗力，甚至名列东亚第一，可谓成就斐然。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如商战救国），权力成为资本之母，催生并且扶持资本大跃进发展，这形成了一个寄生于权力母体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令中国资本主义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与权力血脉相连、密不可分，权力至今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既妨碍了资本的发展，也难以阻滞权力的膨胀。

　　至于超常规发展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企业腐败，更是不胜枚举。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张謇的大生纱厂，虽然所有制不同，但决策之粗糙、经营之无能、管理之混乱、风气之腐败，都同出一辙，却至今还被人断章取义，奉为近代优秀企业的榜样，以作为厚古薄今的工具。

　　当代改革中，与经济超速发展伴生的资源能源低效、生态环境被破坏等，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致命因素，其害之深，已成为社会共识。

　　　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改革后，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论述。晚清推行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百年，但还是被人指责为太慢。责难者的主流，正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改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动听愿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其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更为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改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晚清因政改超速，而导致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是毛泽东入京前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律”。

　　如今又到了政改的关键时刻。

　　政改与否，并无争论；政改方向，亦无大的分歧，无论执政团体内外，至少在台面上都不能不认可民主与法治，这亦已成为“政治正确”的基本表述；分歧主要来自速度。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在涉及政改的问题上，绝不可走乱步伐——可以小步快走，但绝不可大步飞跃。政改自有其规律和节奏，既非越快越民主，亦非越慢越稳妥。调整离合器与刹车器之间平衡的唯一标准，就是“可控性”——在可控的范围内，才能加速；在可能失控的情况下，必须刹车。

　　一些人将对政改的任何速度控制，都指责为保守。这种指责，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和行政常识，就是另有所图。殊不知，超速颠覆之后，作为司机的执政者之死，或许并不足惜，但是，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们，是否考虑过这辆车上的乘客呢？那上面不仅承载着整个民族，而且承载着历史、现实和将来——我们这个民族，还能再承受“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折腾吗？

　　绊脚石之三：泛意识形态化

　　“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

　　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热衷于意识形态之争、“主义”之争。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偏好，养成了我们“上纲上线”的行为习惯，总是喜欢将简单的“问题”之争，放大到硕大的“主义”之战，没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闹崩，绝不妥协，战斗到底，你死我活，不断折腾。

　　晚清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大抵如此。各派都将“天地君亲师”或者救亡图存的大旗举起来，争夺合法性资源乃至话语主导权，而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的、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在与时俱进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阶层几乎全部投入了夺权的传统游戏之中，而一旦夺到权力，则一切照旧，口号依然丰满，现实也仍旧骨感。正如鲁迅对清末民初的革命与改革下的断语：“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从甲午战败之后进入“制度万能”的大跃进时代，尤其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启了新一轮“鹿鼎记”之后，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为“痞子运动”和“黑帮政治”，高举的旗帜永远只是幌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袁世凯称帝的悲剧就在于他试图追求名实相符，却不知道这个社会只能接受伪君子，不再容忍真小人。

　　泛意识形态化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闭式循环——越上纲上线，就越四面树敌；越四面树敌，就越需要上纲上线。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并达成双赢的“软性”矛盾，至此，都必须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的“刚性”零和方式，决一死战，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政治挂帅”的斗争思维中，社会充满了戾气，完全没有信任平台，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机制，如同一个丛林世界，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同时担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双重角色，民族的元气大大受损。

　　在泛意识形态化之下，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

　　“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对于成员人数超过很多国家人口的超级大党来说，这种改革本身就是保持机体活力的“健康”之道甚至“生存”之道。

　　当代改革尤其是政改中，依然充斥着“泛意识形态化”的痕迹。

　　一些政府管理方面的技术问题和能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造成的一些冲突，甚至民间围绕具体经济利益的一些冲突，都被人有意无意地上升到了执政者意识形态的层面。其实，类似问题在各国都会出现，与意识形态无关。这种政府管理的技术，恰恰也是我们这个长于夺权破坏、短于建设的民族所极为欠缺的。而其中某些问题，比如食品造假，比如缺乏商业诚信，比如缺乏公关道德，在中国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出现，其主要源于民族劣根性，却也被归咎于执政者，这实在是国人推卸责任的好办法，什么问题都往“万恶”的ＸＸ头上一推，自己就都是无辜、正义和无责任的了。

　　同样的，一些政府部门也倾向于对号入座，大包大揽，将一些针对具体人和事的批评，非要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攻防战的高度，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结果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改革博弈中产生的正常摩擦，揽到了自己身上，变成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与政府的摩擦。这种无谓的包揽，将社会正常博弈产生的波动，解读为“不稳定”，进而为了维持刚性的稳定，强行压制各种摩擦，结果酝酿出更大的摩擦。广东的改革老帅任仲夷曾说：“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此乃老成谋国之言。而要解决此类问题，根源上就是必须走出“泛意识形态化”的桎梏。

　　结语：蔬菜店的标语

　　捷克著名思想家哈维尔常常提到一个案例。

　　某家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经理之所以照贴不误，是为了避免麻烦而已，表示“我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

　　而这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比起“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这种更接近真实的标语，更能掩盖人们唯命是从的可鄙心态，同样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哈维尔认为，蔬菜店的经理之所以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是因为恐惧。因此，哈维尔提出来要“在真实中生活”（Living in truth）。

　　如将这个案例运用到中国，哈维尔至少还忽略了“恐惧”之外的另一因素甚至是更为主要的因素：投机。

　　“恐惧”是被动的，“投机”是主动的，而中国人在将一切外在框架异化为投机牟利工具方面，具有超常的能力。近现代的中国，几乎成为各种“主义”的密集试验田，如同如今的中国大都市成为世界最大的怪异建筑试验场一样。而各种“主义”进口到中国后，无一例外地都被彻底变型走样，实现了国产替代。

　　这是中国特色的虚妄与虚幻，走出这种虚妄与虚幻，大约中国就能脚踏实地、少摔跟斗了……

　　作者系知名作家、本报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