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年轮

　　王永强

　　壹） 1988年~1992年

　　人们常说新闻是易碎品，记者总要不断追逐新东西，停不下脚步，收不住思绪，忍不得等待。

　　但岁月这东西，越沉积越有味，如一坛悠长的白酒，积淀只会让味道更醇厚、通透。你可以不喝，一喝必醉在那曾经的风情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1978年开始，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前，算是新中国企业家历史的童年。

　　那时候的企业家，想的远不是现在的接班人、股权激励，他们更多是觉得需要一个舞台展示自己，不想那么按部就班的一壶茶、一张报纸在办公室里坐一天虚耗时光；想去创造一个舞台，实现梦想，造富则是后来的事了。

　　在《中国经营报》（前身《专业户经营报》）1985年创办的那一年，万科董事长王石通过倒卖外汇“留提成”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开始行进在创业路上；张瑞敏在青岛电冰箱厂（海尔前身）初尝创业实践，柳传志则以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公司（联想前身）负责人身份迈入“下海”后的第一年……

　　显然，本报当年的创业者们敏感地意识到了中国将可能迎来的企业家时代，他们从各界汇聚一堂。

　　1985年1月5日，对开四版的《专业户经营报》创刊，1986年8月，更名为《中国农村经营报》。时下的企业家常青树、“不倒翁”——万向董事长鲁冠球1987年7月给《中国农村经营报》撰文《乡镇企业也要学习好的外国管理经验》。你看，这一批创业群体中的佼佼者，无论起自乡土或出身世家，其胸怀远大、眼界宽广，才是他们能屹立至今的关键。

　　同样，本报创立之初，即以最具活力的专业户及乡镇弄潮儿群体为关注视角，并与时俱进扩展报道领域，亦为企业及企业家存照。

　　当然，创业者先驱们总是失败得多。抛除芸芸泯然众生者不提，禹作敏、褚时健、牟其中、温州“八大王”、马胜利、步鑫生等等，虽然失败原因各异，但其悲情、悲剧背后，也正是后人多所鉴戒的样本。

　　贰) 1992年~1997年

　　坦率说，在新中国企业家的“汗青”上，1984年和1992年都是标志性年份。柳传志、王石、张瑞敏等“84派”们建树甚高，却并无群体称谓，而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则率先为自己、冯仑、潘石屹、王功权、郭凡生、易小迪等贴上了“92派”标签。

　　《创业家》社长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

　　这并不意外。

　　早在稍前的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并营业，为这一群体的产权意识做了不少铺垫；而诸如褚时健们的悲歌更是企业家们“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成长的宝贵教训。

　　毋庸讳言，“92派”有资本高手，也有产权纠缠。陈东升不必说了，诸如仰融、唐万新、魏东、顾雏军等均声名赫赫。而如尉文渊、阚治东、管金生等资本大佬们的传奇也开始在江湖流传；黄光裕、俞敏洪、傅军等同样长袖善舞。

　　之所以把1997年作为这一阶段的结束，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香港回归后国人对于亚洲金融风暴的更切近感受；二是1997年“互联网元年”的开启。

　　这一时期，有太多的企业家考虑企业运营权和所有权的纠葛：春兰陶建幸、伊利郑俊怀、健力宝李经纬、TCL李东生等等。

　　不同的是，国企、集体所有制企业掌舵者们的努力多数碰壁，他们确实曾在企业发展壮大中做出重要贡献，但面对迅速做大的蛋糕，利益已经空前复杂化。“优质国有资产流失”是“压力山大”的一顶帽子，所以政府决策者们要么“宁与外人”，要么看着企业在前进中因机制缺失和人事变更而不顾，乃至公司业绩沦陷。

　　比较而言，李东生相当幸运，他是少数没有经历“拐大弯”就顺利成为主人的时代宠儿。

　　而此一时期的《中国经营报》，除了自身不断改版外，越来越切近主流财经读者。1994年1月《中国经营报》从读者需求考虑，扩为对开8版；1996年1月改为彩色印刷，对开16版，走上报摊，全面面向市场，开财经媒体之先河。

　　不仅如此，1993年年初《中国经营报》创办了《精品购物指南》。没错，除了关注企业和企业家的工作需求，本报也尝试关注工作之外更多的生活和娱乐需要。

　　叁） 1997年~2002年

　　不期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让中国经济自1997年悄然转轨，这一年，政府出现了与上一年完全不同的“抓大”思路。一种新的“国退民进”战略出现，专家建议国营企业从164个竞争行业中退出。

　　这年的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驾鹤西去。

　　如前所述，当1992年，邓公勇立潮头，通过南巡发表了首肯创业创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定鼎讲话之后，企业家的创业潮就没有消歇过。

　　而到了1997年，这一轮热潮终于燃烧到现代信息产业——一个更长视角看，远不止改变了人们接受和传播信息方式的产业。你懂的，它能改变和影响一切。

　　那是怎样的一个环境呢？在山东，央视标王秦池酒业因兑水频死、三株口服液崩盘；在河南，亚细亚近乎陷入绝境；全国性的工业品“结构性过剩”，史玉柱的珠海巨人大厦也停工了。

　　但，1月，33岁的张朝阳创办了爱特信ITC网站，并于次年2月推出搜狐网；6月，26岁的丁磊南下广州，创办了员工3人、办公面积8平方米的网易；9月，30岁的王志东用四通利方40%的股权换回了650万美元，后来人们称之为“风险投资”。

　　中国的互联网元年就在这三位形象迥异的青年人推动下上路。此后，马化腾、马云、李彦宏等不断加入。1987年创立华为的任正非终于在公司10周年之际盼来了电信宽带上的内容驿站，并有理由期待更多。

　　而这一阶段的句号之所以画至2002年，是因为2002年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开启之年。从此，中国制造将在未来的年代里行销全球并为政府带来约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

　　从产品过剩开始，到产品终于打通全球通道，营销成为这一时期的企业显学。而与此同时，1996年，本报营销版也应运而生，并在1998年，掀动行业营销热潮。

　　你看，你有什么需求，我们总是与你的所求同在。

　　很快，2001年，《中国经营报》扩为40版 ，同年广告收入居全国经济类报纸第一名。

　　肆) 2002年~2012年

　　作为中国入世元年，2002年的另一重国内背景是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因为彼时的互联网广告年投放量小，几大门户网站纷纷陷入烧钱窘境却看不到回报的曙光。

　　国内互联网大佬们的心境正如刀郎那首传唱久多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春天来得晚一些。

　　在国外，从2002年元旦起，欧盟11国开始正式启用欧元纸钞及硬币，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而多数美国人还没有从“9·11”世茂双子塔被毁的阴影中走出来。中国企业正是在这一内外交困的危机下大踏步走向全球。

　　当然，已逝十年的事实证明，过往尚享有人口红利的“中国制造”或代工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是多么巨大。十年内，受惠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外贸出口成为和国内投资相提并论的中国经济发展“双驾马车”；至于消费，因为国内大城市房价翻几番的爆发式增长，国人正越来越多成为“房奴”。

　　汽车销量的增长，则让“堵在路上了”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口头禅。好在还有一大批中国企业的崛起，众多年营业额亿元、十亿元级的公司，十年后都发展为营收百亿元，甚至近千亿元，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华为、联想、海尔、TCL、三一等本土品牌的国际化探索同样一时瑜亮。不难看出，尽管国内经济仍在调结构与转型中蹒跚前行，但万科、苏宁等一批千亿元级营运规模企业的出现，还是让一批中国企业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风景独好。

　　这十年间，《中国经营报》也迎来了更多财经传媒同行。

　　2008年4月，《中国经营报》采用全球通行的报头格式，以全新形象和读者见面。2009年2月，以独特的四色方式重新划分版面设置。

　　与同业者相比，本报更讲求资讯的实用性和切近性，坚持周报风格的同时，更注意对公司新闻的深度研究和价值报道，而这一风格在2012年新改版后有望得到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