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沪港深三个金融中心如何错位发展

　　包慧

　　 在1月7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深化内地与港澳台金融合作，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沪深港三地金融合作不断升温，上海已经是公认的国内金融中心，并有觊觎国际金融中心的野心，深圳也已拥有超过华南金融中心的影响力，沪深港三地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在金融监管、业务开拓等方面沪深港如何进行优势互补？沪深是否应该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还是需要与香港“分工错位”？对此，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系主任潘英丽教授近日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潘英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金融中心，参与了上海市政府“九五”规划，主持了上海市政府“十五”和“十一五”规划中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课题，为决策层提供了很多建议。

　　 上海最需要“人气”

　　 《21世纪》：香港已经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还要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潘英丽：为什么中央会出台政策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这是由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金融是国民经济体的心脏和大脑，决定着整个肢体的活力和活动。

　　 其次，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上海GDP的增长、投资2008年都下降得厉害。上海面临经济转型，原来是工业、出口，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也是上海经济转型内在需要。

　　 从国家来讲，我们要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国内消费启动和资源配置。本土金融市场不发达，老百姓消费低储蓄高，储蓄是否有效投资，本土金融市场作用很关键。出口赚了钱就投到美国市场，如果美元贬值，我们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财富就会受损。

　　 《21世纪》：上海跟其它国际金融中心有何差距？

　　 潘英丽：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指交易所所在地。上海所有交易市场都有了，黄金、期货、股票、外汇、银行间同业市场。现在上海主要问题是人气，金融中心相当于一个大超市，卖很多金融产品，金融中心要做好就像超市要很有人气一样。超市怎样才有人气？首先产品丰富，有很多金融产品和服务。其次价钱便宜，交易成本低，服务价格低，产品质量有保证，没有假冒伪劣，这样大家都到这里来。

　　 《21世纪》：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上海跟国内其它城市比，有何优势？

　　 潘英丽：很多城市条件很好，比如北京，金融机构、央企总部都在北京，北京是决策中心，考虑要离中央近方便掌握政策，有时还需游说官员，把总部设到北京最方便，北京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也比上海高。

　　 上海的优势有三点。第一，国际金融机构认同上海。上海上世纪30年代就是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也是一个商业文化深厚的地方，比如说讲信用，脚踏实地，干事情讲效率等，国际上认同它有这么好的商业文化。

　　 第二，80年代以来所有的金融市场都放在上海，现在北京没有交易所，几乎所有的交易所主板市场都在上海。交易所今后有很大发展空间，而场外的东西发展空间会受限。这样很多产品交易会越来越向交易所集中，也就是说中心特点越来越明显，金融交易在某一个地区集中的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上海已具有雄厚的市场基础。

　　 另外，它对人才的吸引力比较大，上海较宜居。很多中西部比如南开、武大毕业的高校毕业生，最早是去深圳，后来去北京，本世纪以来都愿意来上海。

　　 沪港可成两个“风火轮”

　　 《21世纪》：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上海毫无疑问也在努力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一山二虎”的格局会如何演化？

　　 潘英丽：“一山容不得二虎”用在港沪关系上不合适。如果一定要用两个老虎来形容香港与上海，也是一雌一雄，可共同发展。

　　 如果定位明确，香港与上海的交易所就可变更多的竞争为合作。两地在产品开发、风险管理与市场监管上有巨大合作空间。如果香港在上海股票市场的规范化与国际化提供更多帮助，两地市场向国际高标准更快地趋同，那么两地市场就更容易实现联网和一体化发展，或成为中国走向金融强国的两个风火轮。

　　 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并非上海的“企图”。几乎所有金融市场交易中心都设在上海，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批准的，体现的是国家战略意图。只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迫切性更明显，进程有所加快而已。

　　 香港与上海的战略定位完全是互补的，是为中央的金融强国战略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服务的。上海将定位为纽约这样的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而香港将是伦敦这样的中国离岸型金融中心。两者具有战略互补关系。

　　 《21世纪》：香港、新加坡、伦敦都是非常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如何与他们竞争？

　　 潘英丽：上海首先是一个人民币国内中心，资本帐户现在没有完全开放，香港不可能做成人民币的交易大卖场，而上海卖的是人民币产品，主要为内地老百姓消费、企业投资，为内地实体经济发展服务，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对外开放、国际化，然后上海就变成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的国际贸易、投资占比重很大，一旦我们的市场国际化，它很快就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作为在岸型金融中心，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后，70%的业务仍然是内地金融业务，服务内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其第一使命，然后才是借助充当国际货币的人民币实现国际金融价格的决定和国际金融资源的配置。

　　 我个人认为，上海未来发展的重心是以国债和央企等准国债为核心的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的建设，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化，承接海外人民币的回流，满足海外人民币资产持有者对流动性、安全性和适度收益率的要求，同时建成人民币国际利率的定价中心和全球人民币的清算中心。

　　 香港作为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当然伦敦和新加坡也可能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因此与其说上海是香港的竞争对手，不如说新加坡、伦敦是香港更强劲的潜在竞争对手。

　　 《21世纪》：上海要建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多久？

　　 潘英丽：这取决于政策，以及制度变革。如果制度变革顺利，方向正确，那我们经济转型可能是5-7年可以完成。假如经济结构转型完成，资本帐目就可以开放，我们的市场就从国内的资本市场变成一个国际资本市场，上海的金融中心顺其自然就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经济转型假如成功，2020年上海就可以建成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

　　 沪深港定位各具特色

　　 《21世纪》：您怎么看香港、上海与深圳三地金融关系？

　　 潘英丽：香港、上海和深圳都是金融中心城市，只是定位和市场重心和特点有所不同。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有独立的法律和货币制度，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和上海则是内地金融中心。

　　 我将上海、北京和深圳分别定义为中国华东、华北和华南的区域金融中心，定位有明确分工，上海将建立是以股票主板市场、国债市场和货币市场三位一体为核心的金融市场体系，未来还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利率shibor定价中心；深圳则以中小板和创业板为主要特色高成长企业融资中心；北京目前是一行三会和主要商业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可看作金融决策中心。香港将是亚洲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从定位来看，港深沪是互补的，但目前三地交易所市场的发展也不能完全排除替代关系或竞争性。比如中小企业在规模上的定义就涉及上市资源在上海与深圳之间的配置，另外中小企业转板问题也涉及上市企业在不同交易所之间的存量调整。再比如，香港H股市场的发展某种程度是建立在内地市场不发达基础之上的，随着内地市场的规范化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必要性也会下降。

　　 《21世纪》：港、深、沪之间合作是否有必要性？模式如何？

　　 潘英丽：我认为三地交易所有合作的必要。合作领域主要在两个方面：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与相对独立的金融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的建设。三地交易所应借鉴香港和国际资本市场成功经验，探讨中国发行制度的改革以及交易所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和相关制度安排问题；在香港的帮助下，在上海、深圳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并扩大其地域上的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