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中国必须重启改革之路

　　震荡的冬天

　　文 / 赵 晓

　　中国必须重启改革之路

　　中国必须重启改革之路，仅有“凯恩斯”是不够的，中国需要“邓小平”。

　　无一幸免的震荡

　　2010年特别是2011年以来，大震荡正在席卷全球，且并未停留在经济层面。从“占领华尔街”到欧洲的骚乱，从“阿拉伯之春”到今天的“俄罗斯之春”，许多人关心的不再是为什么我失去了工作，而是为什么那帮人活得比我好？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实是游戏规则、分配规则、文明规则！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刚刚爆发时，格林斯潘说：“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可能很多人已经遗忘了，然而现在要重新开始印证——世界果真进入到了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长最冷的一个冬天！冬天有多长？无人知道。

　　受全球经济震荡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各机构普遍预测，2012年将步入10年来最低的增长，甚至可能出现13年最低的增长！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特别强调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强调了风险正大大增强。

　　相比于国际震荡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中国国内的风险也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底层愤愤不平、贪污腐败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既得利益集团让人恨恶，都可能成为社会震荡的导火索。

　　尴尬的民企

　　除此之外，笔者最关心的是民营企业活力的日趋衰减，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经济活力的僵死。

　　2009年，可谓民营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的困难年。为什么民营经济即便在中国经济增长9%的背景下都难以生存？原因是外部成本过高，民企的利润被严重侵蚀。中国民企现在有两大外部成本：政府成本和垄断成本。政府一年财政收入12万亿，占到国民经济的1/4。而后，地方政府再通过土地财政方式第二道征收、垄断企业第三道刮油，再加上贪污腐败第四道吸干，民营经济基本上奄奄一息。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庆贺之声不绝于耳，但笔者却有些不同看法。“中国将对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和个人给予相同的待遇”，这是中国入世时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承诺。既然是中国企业，自然应该包括民营企业。但事实上，民企并未借助入世的东风发展壮大，反而逐年陷入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中国的民营企业正成为史上最可怜的民企。

　　最近，重庆的民营企业家尹明善讲了这样一段话：“如果和国企斗，输的一定是我们。因为国企后面还有国有银行、国资委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如果我们硬要跟它斗的话，确实是鸡蛋碰石头。”他还特别向民营企业家提出三个劝告：“不可让政府不高兴；不可让银行不高兴；不可让国企不高兴。”

　　因此，对2012年中国形势的总体判断可概括为三句话：经济进入下行年代、社会进入震荡年代、政府进入风险年代。

　　改革，或者下滑

　　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1年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冬天就得开暖气，不能开空调，相比于2008年，宏观政策这次总算学乖了！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将保增长置于首位，也等于宣告了宏观政策取向的调整。

　　但是，仅有宏观政策是不够的，中国必须重启改革之路，仅有“凯恩斯”是不够的，中国需要“邓小平”。甚至，只有经济的改革也是远远不够的。经济改革到一定程度，必定要求政治改革的配套。中国需要改革来释放新的活力以消除震荡与危机，但遗憾的是，改革的挑战非常大，以致改革者面对的困难犹如当年的李鸿章，“改革陷阱”也因此远远大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笔者一直强调：中国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这些潜力甚至足以让中国避开外部危机。但另一方面，若没有“邓小平”，没有改革之路的重启，这些潜力将受到制约。如此，提醒一句：要降落了，请系好安全带！

　　本文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马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