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我们能摆脱恐惧吗

　　2012，我们能摆脱恐惧吗？

　　——挣扎在W型震荡时代

　　文/本刊主编 杨光

　　2012年不可避免地来了。

　　说不可避免，是因为“2012”早已不仅是年份序列，而是随着一部灾难大片和一个神秘传言，被赋予了更多的“末日”情结。这一年似乎并不令人期待。虽然如今不少都市人流行调侃“反正都2012了”，但对心灵的瞬间逃避，并不真能化解这个世界的纠结和恐惧。

　　所有，都在走向不可测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一直都在猜测和争论，究竟全球走势是悲观的“L”型，还是乐观的“V”型。3年半后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周围的世界，既不是“L”，也不是“V”，而很可能是更令人心力交瘁的“W”型震荡。

　　全球经济如此。

　　3年来，我们经历了空前的各国联手救市。救市有效果，但却不解决问题。于是又经历了空前的大西洋两岸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同时低迷。如今，奥巴马被失业问题弄得焦头烂额，而欧洲首脑们更为排着队的“希腊们”而烦不胜烦。特别是欧洲，国家破产的阴霾挥之不散。正如2011年所纠结的：救希腊，很可能把欧洲拖垮，进而打击全球经济；弃希腊，更会导致欧盟崩溃，全球经济更不堪设想。于是专家们悲观地断言：欧债危机，将会长时间存在。没人敢担保全球经济不会“二次探底”。 

　　中国经济如此。

　　比起西方，中国经济的走势要靠谱得多。但中国经济及宏观政策，也在遭遇越来越剧烈的震荡，和越来越纠结的两难。诚如专家所诟病的：我们不是过热，就是过冷，不是泡沫，就是低迷，就没正常的时候！进而我们的政策周期越来越短，摇摆幅度也越来越大。当本来应指导中长期的宏观调控，变成每月都要争论的焦点时，我们还能指望“科学发展观”深入实践吗？当牵一发动全身的金融和房市政策，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民众，个个焦虑、人人拍案时，我们还能指望“和谐社会”轻易实现吗？

　　不仅是经济，全球政治也如此。

　　2012年，全球65%的政府面临更替。但2011年的全球就已风云突变。从北非到中东，再到伊朗和俄罗斯，从穆巴拉克入笼、卡扎菲暴尸、阿萨德与内贾德双危、普京走下神坛、华尔街被占领……这一连串的震荡，虽说迟早会来，但像2011年这样说翻就翻、说打就打，想必从不缺市场的阴谋论，都始料未及。相信有人在推波助澜，但谁敢说有人预谋在先？

　　当下，一切都是显得那么脆弱和不可测。而在政治与经济双重震荡下，企业自然难逃风暴。

　　不要说那些在中东投资的央企，就说创造了全球文化经典的惠普，在创业70年后居然也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狼狈境地。“诺基亚破产”虽是谣言，但这样一家几年前还备受推崇的领袖，骤然成为病危的主角，以至其官方不得不辟谣，就足以令人震惊。可诺基亚犯了什么大错吗？似乎没有。但仅仅因为一瞬间没保持住“最卓越”，就应在下一瞬间陷于生死一线吗？如此，此刻最卓越的苹果，在失去乔布斯后，又有谁敢断言其能走多远？

　　同时，全球经济的震荡，正迫使众多跨国公司将中国业务视如救命草；而政策层面的震荡无常，又使这些重压下的老外无所适从。不是吗？比如：谁能提前想到政府用车排量会突然限制在1.8升之内？

　　国际化央企、本土化外企，尚如此狼狈，草根民企的生存可想而知。一年来的团购风潮，从一哄而起以致不做就OUT，到突然崩盘能活就了得，只空留一片产业的狼藉和从业者的哀鸣。这样短时间内过山车式的剧烈震荡，也是以往不可想象的。

　　与此同时，传媒业也在剧烈震荡，人心惶惶。现状可归纳为：传统媒体都似“死相”，而新兴媒体却全无“活法”。

　　这一切，本质上或都可归因于“恐惧”。

　　恐惧，时代的大敌

　　“2012”，似乎本身就意味着恐惧。而恐惧，正是创新与和谐的大敌。而恐惧引发的过激反应与末日心态，又必然引发更多恐惧、扼杀更多创新、摧毁更多和谐。

　　在这样走势剧烈震荡、突发变局渐成常态的时代，我们能够摆脱恐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