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高美懿：

　　秦伟

　　 欧债危机、新监管要求、评级遭下调，对于多数欧美银行来说，2011年是实实在在的噩梦。虽然去年10月，香港银行业也遭遇惠誉降级警告，但最终只是虚惊一场。

　　 “香港银行业能够承受欧债危机恶化传导而来的风险，也能够承受欧洲银行从亚洲抽走资金所引致的风险。”惠誉在11月份的报告中指出。

　　 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香港注册认可机构的综合资本充足率为15.7%，远超过8%的国际标准。

　　 对于这个供职近30年的行业，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高美懿颇具信心，在市场更糟的2008和2009年，当全球很多银行需要“吃救济”时，而香港并没有任何一家银行需要政府救助，“香港的银行业很稳健、管理得很好，深信不会受到欧美或者中国等外围市场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

　　 2011年，恒生银行在中国内地的服务网络继续扩大。8月，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恒生中国”）新设惠州支行，这是恒生在CEPA下成立的第三间异地支行，恒生中国在内地的服务网络也扩大至11间分行和28间支行。

　　 作为香港本土最大市值的银行之一，恒生银行去年上半年的业绩达到市场预期的上限。股东应占净利润同比增加16%至80.57亿港元，净利息收入与净服务费及佣金收入成为推动业绩增长的双引擎。同时，人民币业务也蓬勃发展。截至2011年6月30日，在恒生开立的人民币商业账户已超过6.5万个，通过其进行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相关业务，累计金额达人民币612亿元。

　　 尽管业绩表现不俗，香港的银行业仍然面临着激烈的内部竞争带来的息差收窄等问题。去年上半年，恒生银行的净息差同比微跌4个基点。

　　 相比之下，内地业务则表现突出，2011年上半年，恒生中国税前净利同比上升160.1%（以港元计）。与上年同期比，个人客户及企业客户总数分别上升22%和13%，存款及贷款总额较2010年底分别增长21%和11%，存贷款增速一高一低，也让恒生中国的贷存比降至75%以下。

　　 梁高美懿在行政总裁报告也坦言，面对竞争激烈的香港市场，恒生将通过提升内地业务实力来支持增长。

　　 除了本土的竞争压力，香港的银行业还需面对外围经济疲软的压力。

　　 对此，梁高美懿坦言，对于香港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来说，不可能与外围经济完全割裂，“过去，香港经济主要受到美国的影响，近年，则受中国内地的影响比较大。我相信，不论香港2011年第四季度,抑或是今年的经济发展如何，都不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完全独立。”

　　 内地：最大问题依然是通胀

　　 《21世纪》：在外围经济疲软的情况下，许多资金流入亚洲，但这种资金流似乎并不稳定，在何种情况下，这些资金可能抛弃亚洲市场？

　　 梁高美懿：亚洲仍然有大量投资涌入，当投资者在欧美只能获得很低回报，为获得目标回报，他们需要转投亚洲市场，如中国内地或者香港。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仍然很多，一些投入香港的资金事实上也是为了最终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因此，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大量资金投向亚洲，而且以后也会继续，直到投资者看到欧美呈现任何复苏的迹象。

　　 《21世纪》：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疲软，出口下降，另一方面，国内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对中国来说，现在更亟待解决的是哪个问题？

　　 梁高美懿：现在，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性依然很大，但同时，中国对于资本投资的依赖性也相当高。我认为，中国目前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通胀。中国不愿意让人民币快速升值，因为这会让出口雪上加霜，也会让美元外汇储备进一步贬值，这会给政府更大压力。而人民币不升值又会给通胀增加压力。

　　 《21世纪》：去年中国定下的通货膨胀目标水平是4%，但实际数据已经超过4%，通货膨胀可控吗？

　　 梁高美懿：在中国，一旦政府做出决定，就会采取各方面措施确保其实现。例如房地产市场，政府认为必须让价格降下来，让民众买得起房，在需求方面便推出限购令，在供应方面控制房地产信贷，加大房产商融资的难度，供需两方面同时控制，房屋的成交量及房价肯定会降。所以在中央决意控制通胀的前提下，我们认为通胀可能已经见顶，并逐步缓慢降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5.5%都将是最高点，但去年全年通胀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21世纪》：去年，地方债务平台、影子银行等问题，让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忧心忡忡，内银股被严重低估，H股在香港市场上也频频遭到抛售，投资者会不会真的担心GDP增速放缓？

　　 梁高美懿：如果担心中国内地GDP增速放缓，那么受影响的不单是银行股，应该会波及各个行业，如制造业、零售业等。

　　 单独来看银行业的话，中央政府的紧缩政策以及巴塞尔III的高资本充足率要求，让投资者担心银行在市场筹资的能力。就像欧洲一样，当银行被要求减记希腊债务的同时，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提到9%，欧洲银行不得不去市场融资，而投资者不愿再为银行增加投资，最终可能要依赖各欧洲政府注资入银行。在中国，为了确保银行业保持稳健，政府亦要求银行保持非常充足的资本。

　　 当中央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很高时，银行可以缩减业务范围，亦可以增发新股。但投资者在前景不明朗前并不喜欢增发新股，他们可能不认购或者率先出售手上的股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型银行在股市遭到抛售，价格承受重压。

　　 中国2010年的GDP增速为10%，我们预计2011年为9.3%，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会软着陆。

　　 《21世纪》：面对这些问题，中国监管机构如何解决？

　　 梁高美懿：中国仍然是政策驱动型，银监会、证监会、央行会负责监管以确保银行不会过度放贷，而且他们已经在关注地方债务平台、影子银行这些问题。地方政府现在主要依靠税收和出卖土地获得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贷款建造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产生回报的时间则长于预期。所以到贷款限期来临都未有资金去还款，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平台的问题。但我们深信，中央政府不会放任这个问题恶化，不会让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发生违约。地方政府仍然需要还款，但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定向减免税项等方式帮助地方政府渡过短暂的财务困难。

　　 另一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为世界第一，如果真的遇到任何流动性问题，相信政府会实行政策或其他措施对某些特定地区提供帮助。可以看到，中国内地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1%，已经是全世界最高，说明政府已经在努力降低银行的杠杆率并确保银行体系的健康。

　　 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带来更多机遇

　　 《21世纪》：2011年中国内地坚持信贷紧缩政策，这对香港的银行业有什么影响？

　　 梁高美懿：中国内地的信贷紧缩政策，推高了香港银行业的贷款总量和贷款利率。眼下，香港市场上的贷款需求非常旺盛，流动性也在增强。可以看到，香港银行业的贷存比率已经提高，虽然没有到达警戒线，但确实处于较高水平。以前，香港银行业的贷存比率处于较低水平，大约是40%-50%，但现在则升至70%-80%，不过，未来很可能稳定在80%上下。香港银行业的贷存比率没有上限，但金管局随时可以调查，总体上，金管局一直对香港银行业保持密切关注。

　　 另一方面，很多机遇摆在香港银行业眼前，如作为内地跨境贷款、外界投资中国内地以及内地资本向外投资的平台。

　　 《21世纪》：李克强副总理于2011年8月到访香港时，确立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定位，香港是否明显感受到这些措施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梁高美懿：这些措施对香港有正面作用，投资者都不愿意有汇率风险，所以他们都乐于知道将来能以人民币投入中国内地市场，而不是以美元进只能以美元出的外资投资方式。内地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范围已扩大至全国、人民币债券等也为香港的金融创新带来更多机遇，如贷款产品、财富管理等。

　　 另一方面，投资机遇增多也为香港增加了就业。香港是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对冲基金、外资企业等大量落户香港。同时，中国内地的财富积累让很多内地人有足够的实力来香港消费，带动了香港的零售、酒店等行业发展，带动香港GDP继续增长。

　　 《21世纪》：2011年第三季度末，香港出口大幅回落，当季实际GDP年率增速放缓至4.3%，今年香港经济发展前景如何？

　　 梁高美懿：去年，特首曾荫权曾表示，香港要警惕技术型衰退。事实上，这是可能的，因为每个季度的情况可能都会有较大变数。今年的增速比去年更低，我们预计2011年全年的GDP增速是5.2%，2010年香港是7%，2012年我们预期GDP增速将降至4.0%。2011年，香港的通胀率预计为5.3%，与2010年2.4%的水平相比，通胀压力很大，2012年预计将回落至4.5%左右。受益于大量投资机遇和内地游客带动的消费增长等因素，香港的失业率将会保持在较低水平。

　　 QE3：政治博弈的结果

　　 《21世纪》：从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美国的经济复苏问题一直是全球投资者的关注点，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应如何解决？

　　 梁高美懿：美国要想摆脱困境必须扭转供给过剩的状况。房地产市场的中期数据显示，美国新建住房数量及销售数量都在下降，因此，从消费者观望态度增强的角度来看，供给过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控制。房产、汽车、摩托车的产量下降，同时成本也在降低。2008年，政府在给予财困企业救助时，企业的高成本曾遭到质疑，因此我相信，外界已经对这些美国企业施加了较大压力，确保其运营简化并有效率，提高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21世纪》：美国已经推行了两轮量化宽松，对整体经济的刺激作用却很有限，如何看待这两轮量化宽松？美国可能推出QE3吗？

　　 梁高美懿：两轮量化宽松并没有切实的效果。美国政府大量增加货币供应，但这些货币并没有留在实体经济中，没有创造就业，也没有刺激经济、拉动消费。当失业率高达9%-10%时，人们不会有消费的动力，企业亦缺乏增长动力。事实上，这些钱大量用于重整银行业，以及应付供给过剩时期大量发售的各类债券带来的问题，因此，我认为，美国短期内难以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

　　 2011年一、二季度，人们曾抱有一线希望，以为美国可能在逐步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有人提出长L曲线和长U曲线，但这些并未发生，现在，人们又开始讨论二次探底。美国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供给过剩的问题、刺激消费以及企业投资的增长。如果美国经济无法复苏，不论中国或是亚洲区的经济发展有多好，中国独力无法帮助世界其他经济体摆脱危机。

　　 QE3是可能的。前两轮量化宽松都没能发挥作用，美国深知QE3也不会发挥作用，但今年是选举年，如果奥巴马想要连任，必须在今年推出一些能够刺激经济的措施。QE3能给市场注入希望，这种期望会刺激市场小幅上扬、刺激消费并让投资得以小幅改善。美国大选将于今年11月开始，因此，QE3很可能在11月往前推6个月推出，使其效果得以充分显现。所以，我们推测很可能在2012年上半年快结束时推出QE3。

　　 《21世纪》：作为经济学家，伯南克应该已经很清楚QE3的实质结果，为什么还会做出这种决定？

　　 梁高美懿：我想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当两党在如何拯救经济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时，总会有不同的利益须要兼顾。两党达成一致，不以QE3的形式增加货币供给，而是以更有效措施刺激就业，这看似容易，但却难以实现。在现实社会中，纯粹的经济理论无法正常运作，尤其今年是选举年，民主党定会推出对奥巴马有利的措施。因此，我预计美国会在今年中推出QE3，期望它带来一些正面作用，QE3是否真的有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主党可以借QE3巩固权力。

　　 欧洲：获得援助必须作出牺牲

　　 《21世纪》：去年，欧洲因主权债务问题恶化而深陷泥潭，与美国相比，欧洲经济难题有什么不同之处？

　　 梁高美懿：欧洲经济规模与美国相若，但比美国更复杂。美国负债高，但美债的持有者遍及全球，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因此，全世界都为之承担责任，都需要为美国的复苏做出努力。而欧洲则不同，欧债的持有人多在本国或者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因此，世界其他经济体完全可以袖手旁观，尽管他们也不希望欧洲崩溃。因此在欧洲问题上，每个人都在责问欧洲应该怎样做，他们把问题推回欧洲。

　　 《21世纪》：欧洲各国首脑多次开会探讨解决方案，欧洲也成立了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救助基金以提供救助资金，这些措施多大程度上能缓解欧洲债务问题？

　　 梁高美懿：问题太大，债务总数太高。现在关注的焦点还只是希腊，然而即使救得了希腊，那意大利怎么办？意大利债务规模比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三国加起来还大，谁能救意大利？法国本身已经困难重重，德国不会独力为整个欧洲解决问题。

　　 如果期望某些国家，如德国或是中国出手救欧洲，这些援助者或许会提出各种附加要求，例如削减主权债务，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减少财政支出，对受援助国来说这意味着对国民降薪、提高税收、减少福利开支、降低医疗保障等，必须做出很多牺牲。对希腊来说，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并不高，税收对象主要是蓝领或者白领工人的工资收入，许多企业并未对税收收入做出相应的贡献，他们大多在离岸市场经营，逃避国内的税收。意大利和希腊政府都先后为国债及削赤问题下台，可见即使国家首脑意识到必须削减财政支出，但让欧洲真正落实这些措施却很难。

　　 《21世纪》：您认为解决欧债危机，有什么更有效的方案？

　　 梁高美懿：目前，我们看不到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除非欧洲的政府和国民能够真正意识到削减财政开支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愿意持续注入资金，如果这些欧洲受援助国花费的永远比他国给的多。欧洲国家如果想让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他们必须削减开支，但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国民早已习惯了安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