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寅泉：师德出问题病根在社会

　　文/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针对高校中不断爆出的师德问题，教育部首次制定印发《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规范》明确对高校教师提出了“六不准”。教育部表示，将师德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并作为教师绩效评价、聘任和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中国历来对师德极为推崇。从孔夫子到鲁迅，“师德”二字在中国历代教育家身上得以完美体现。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把毛泽东主席的前面缀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毛泽东表示，他只喜欢人们把他看做是“导师”，其他的称谓都不接受。毛说“导师就是教师，我本来的职业就是教师，所以，我只认可‘导师’二字”。由此可见，教师，连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至到平常生活状态下教师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是共同作为“师德”加以体现的。说师德是社会公德的浓缩，一点儿不为过。

　　但是，作为社会公德最高表现形式的师德，如今却屡出问题。这问题还不是小问题，甚至让教育部都要专门为师德出一部《规范》，这足以证明师德问题如今已成为一个非解决不可、不解决就要出大乱子的问题了。然而，通观《规范》中针对当前高校教师存在的六类师德问题以及明确的“六不准”，客观地评价，却都是比较浅层次的约束。对于近年来高校教师所暴露出的问题，《规范》并没有开出从根本上治理的药方，只是列出“教师责任心不强，教书育人意识淡薄，缺乏爱心，学风浮躁，治学不够严谨，急功近利”等现象。至于所谓的“一票否决制”，恐怕也只是文字表述而已，具体到执行层面很难实现。

　　师德出现大的问题，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从深层次上说，当前频繁暴露出的师德问题，是社会公德整体滑坡的一个缩影。把师德的衰落全部归咎于教师本身和教育界，也有失于武断。当社会对职称、学历到了“唯”的地步时，高校教师很难抵御造假剽窃抄袭之风的诱惑；当社会钱权交易泛滥时，高校教师很难不用足自己手中的权换取既得利益；当社会的性取向多元化或学生用性取悦教师时，高校教师很难把持自己而不逾越界线；当网络传播借助这“客”那“客”可以自由表达时，高校教师很难记住自己的身份。社会公德向好需要几十年或者几代人的努力，社会公德滑坡也可能只需几件事、几个人就会影响一大批。

　　教育部可以管师德的事，但教育部的职能和作用有限。我们所能寄予希望的，只能是社会在对金钱的追逐到一定阶段，有精力回望道德建设时，看到师德重树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