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儒家的未来儒学应成为制度化的建设性力量

　　

　　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看了甘阳的书，感觉好象我们现在不用再被西方加给我们的问题推着走，居然有了自己选择问题的现实可能，甚至自题自答的真实机遇。比如书中提出的中国的历史文明不再是中国现代国家的包袱，说中国的文明不是走不下去，而是成了最大的资源。

　　看甘阳的书要联系前后看，不止看前后三十年、六十年，而要看到此前3600年。我年轻的时候读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当时很受启发，同样是文明古国，他们搞现代化居然可以是以复兴自己文明的方式来搞现代化。再去看甘地那就更不得了，是来自非西方世界的一盏思想明灯。今天我看甘阳的书，有点中国的发现，希望这个发现进行下去。

　　这本书可以很好地激发人的思路。书里讲儒家、社会主义还有市场经济这三种传统形成一种合力，但这三种传统相差很大，几乎可以涵盖整个现代政治思想甚至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调和三种传统的困难肯定是巨大的。我个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三种传统中儒家尽管最靠前，但现在儒家反而是最弱最虚的，社会主义的儒家如何真正落实？从和谐社会的口号来看，好象儒家又回来了。但我觉得儒家还是很虚，孔子学院恰恰不是孔子主持的。怎么把虚的东西变真变实？

　　儒家有多个维度。这里我把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放在一边，而讨论另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以家为一切的源头，承认家是儒家文明最要害的地方。二是儒家的教化性。这两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可以说儒家社会主义不再是游魂？

　　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中，无论是家庭、家族、家乡，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实体和权利实体。比如，现在大家都关心买房子，如果买两代居、三代居或者家族聚居的，应该得到国家的财政补贴和减税。比如，以家庭为单位应用当地资源的绿色生产，也应该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外，法律上应该增加离婚的困难和代价，应该适当地制约不孝的行为。

　　大陆的大学通识教育对儒学的重视应该高于台湾。在台湾大学，《四书》是必修课。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在公务员和干部提拔考试中，儒家和国学应该有实质性的位置，甚至分量更重。

　　如上前景是否应该成为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有没有可能实现？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甘阳对中国道路的理解，有两个方面非常独特：其一，所谓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问题，即反对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或者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他想把六十年放到更加宏大的中华文明复兴的视野中，认为中国道路的本质是对文明国家的伟大预期。我觉得这个预期超越了左右之争。甘阳在书中明确讲到，自己的立场中保守主义的成分比社会主义更多一些，或者更倾向于保守主义立场。但有时候他的具体论述中又没有将保守主义思路贯彻到底，这大概也是很多人把他误认为是新左派代表的原因。比如谈到五四，如果能够以保守主义立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事件做明确的分析，彰显出保守主义的关切和面向，是非常重要的。如

　　果以保守主义立场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可能是更值得预期的事。

　　其二，甘阳提出新改革共识非常有见地。在左右之争很激烈的情况下，大家会误认为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了。其实从一些事件来看，左右翼学者的观点是一样的。近年来对儒学的关注越来越强，但左右两翼大多是从片面的角度理解儒学的意义，甚至对儒学的态度有叶公好龙的嫌疑。一般的民众更不用说，受二十世纪的潜在影响很深。现在如果我们要谈启蒙，应该回到古代传统，让人们真正回到自身的生活经验，而不是用一些糊里糊涂的概念把自己的经验讲歪了，或者把最重要的经验讲没了。新改革共识有一天会走向文明共识。甘阳的书里文明复兴是主调，其他都从属于这一主调。这是相对于李泽厚的最大变化，也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变化。

　　接着谈一下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甘阳说这次思想解放是从对西方的大规模学习，到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迷信特别是对美国模式的迷信。我非常赞同这个主张，想做更进一步的刻划，即这是第一次打破现代性的神话，摆脱对现代性的迷信。只有摆脱对现代性的迷信，才可能真正摆脱对西方的迷信。从五四开始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是古今问题压倒中西问题，西方的学问和正当性除了靠力量确立起来，在思想层面主要是靠现代性确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问题根本不可能恰当地提出来。对中国自身传统的理解，首先要经过检验与过滤，处处考虑是否符合西方的观念。经过这样的检验与过滤之后，中国的传统基本变得不成样子，思想界呈现出的中国传统是被严重扭曲的形象。所以只有在现代性神话破灭后，我们才可能更客观、平实地看待和估价中国传统。同时以对西方的更深入的研究，健康而恰当地提出中西问题。中西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不同于西方的想象。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首要使命就是如何恰当地提出中西问题。

　　读完甘阳的书，我最大的担心是儒学仅仅作为批判传统在重构。甘阳提到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构成英国知识分子两大批判传统。如果儒学在今后的发展中仅仅作为批判传统而出新，极可能成为其批判对象的共谋者，即小骂大帮忙。我觉得儒学更主要的方向是成为心理建设、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批判的功能要服务于建设的目的。儒教的制度化建设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访谈中甘阳明确反对儒教，我觉得这点要重新考虑一下。无论儒教是否是宗教，无论教化与宗教有多大的差别，儒教的制度化落实必须考虑。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目前和今后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如果儒学不能与时俱进，不虚心向基督教学习，儒学就很难承担起重构社会的重任。如果儒学想成为社会、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发挥教化的功能，必须考虑儒教的制度落实问题。如果前面我说的是认真对待儒学的话，最后一点可以概括为认真对待儒教。

　　儒学需要回应今天的问题

　　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道路的共识如果要达成，肯定意味着有一种对于中国文明体的基本认同。这个基本的认同可以呈现为两个不同的来源。一种体现为对中国漫长文明传统即所谓前现代传统的认同，另一种体现为对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通过革命建国构造的共同体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两种认同是两种不同的保守主义，一是保守前现代传统，一是保守革命传统，都有其现实意义。但无论这两者之间有多少差别，它们与认为中国应该完全走西方的道路的想法，肯定是根本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认同有差异，有谁先谁后，有二者之间出现问题如何应对处理的问题。但即便有差异，因为大家本质上还是认同中国道路，所以用毛主席的话说，有差异也应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儒家社会主义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甘阳对中国道路自我特性的概括。把儒家放在社会主义前面是一种解读的可能，另一种解读是，儒家是社会主义的某种修饰，社会主义体现出儒家的情志，但本质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再向下深问一步，儒家可以用来修饰社会主义，是否也可以用来修饰资本主义，存不存在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要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的道路，如果我们要坚持的是儒家社会主义，首先要在儒家内部挖掘哪些跟社会主义具有内在亲和性的因素？这就好比佛教传到中国后，为什么小乘教就不流行了，而且大乘中还是要比较高明的法门才能流行。

　　中国道路与儒家的未来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在儒家中寻找一些和社会主义有特别的亲缘关系的部分。如果用文质损益来概括，可能儒家的文家法比较适合，和社会主义品性有非常内在的亲和关系。儒家质家法也可以看出和社会主义契合的地方。另外，儒家中讲得比较高的圣人境界以及大同的理想，确实可以和社会主义进行结合。

　　但我还是有些犹豫，把中国道路概括成儒家社会主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西藏、新疆、蒙古、青海等地区。这些地区传统上不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到现在当地人民主要的心理状态和信仰也并不体现为儒家精神的族群，而这些区域几乎要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至少三分之一，从战略地位来说异乎寻常的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还是可以考虑用“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同样是解释中国的传统，我相信不一定非要从儒家传统进入。儒家是中国文化传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确实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处理多民族国家等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清代对待蒙藏等地区的智慧。中国儒家的质家法是中国化佛教，毛主席说中国文化的代表是禅宗，多次讲这是思想上的大解放。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自我传统，尤其是和社会主义传统进行衔接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化佛教的因素还要更多地强调。在这个时代即使坚定的儒者也不会排佛，因为中国佛教已经彻底中国化了，而且可以寻找到世间法、出世间法，圆融无碍。

　　中国文明基本的特征是传承单位不在国家而在家庭。尽管现在家庭被摧折得非常厉害，但是中国人对家庭的认知还是在的。儒家最根本的东西没有丢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和其他部分进行衔接。大学教化有一个根本问题，有朋友提出如果给儒家一门思想修养课程，如何避免这样的课不像现在的思想修养课一样沦于形式，而是真的可以活泼地激发起人的真实情感？这一步要实现，其实还有很长的距离。即使这一步实现了，如何能够真正让这样的课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真正能激发人各种各样美好情感的践行，还有非常长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寻找儒家现代转化的道路确实很长。至于是不是通过儒教，我有很大的怀疑。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讲师）：目前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文明 国家 大学》这本书提出了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新理解方式，即中国道路的文化模式，从文化的角度统摄经济、政治、社会，启发人们思考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与儒家社会主义”实际上既是在讲过去，并且更多是在讲未来。近两百年来，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整个世界体系孤独的例外者，也就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领导者，是否有必要从现在开始就考虑，中国未来有没有可能和能力担当孤独的例外者的角色，而不只是谈如何融入别人的体系？从这个意义说，儒家社会主义也许是未来中国文化的选项之一，当然，在经济上可能继续保持混合经济，在政治上提升民本政治或者民生政治，或者毛泽东所讲的大仁政和小仁政相结合的政治模式。

　　在现实政治层面，从汉初的《盐铁论》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从来都是王霸、儒法杂糅，超越纯儒与杂儒之分，这就需要人文学者更多地关注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进程，思考哪些东西回得去，哪些东西只能叹息：“这个东西真好，可惜回不去。”比如就今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养老问题而言，《盐铁论》的孝养篇就曾有此一问：礼有余而养不足，与养有余而礼不足相比，哪种模式更值得追求？历史上对此类国家治理体系基本问题的讨论，无疑具有超越时空界限的现实意义。

　　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们需要问儒家自身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宋儒一样真正回应今天的问题？宋儒为什么是道学、理学，连“儒”都淡化了？他们要面对道与理的问题。儒学一定是面向时代的生活节奏开放的。我们今天特别容易把现代化和西化完全等同起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技术发明改变的结果。什么时候儒家能够对今天这样一个手机、互联网普遍覆盖情况的状况进行解释？这是儒家如何面对世界的问题，不是纯儒、杂儒的问题，而是如何不变成腐儒的问题。

　　唐文明讲儒教，我始终不同意。董仲舒时代不是理性精神吗？强调用数字来拼合那么强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不是理性吗？我认为儒家最可贵的就是理性精神，但这个理性并不破坏神圣感。所以用儒学宗教化解决问题我觉得不对。为什么朱子一定是道学和理学？面向“道”“理”的开放太重要了。另外，儒家变成宗教可能吗？现在去教堂的人还有多少？不是说我们要模仿他们的组织，而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形态中有多少东西还在持之以恒地发挥巨大的影响？

　　最后是白钢对儒家资本主义的回应。我觉得儒家资本主义根本不成立，因为儒家之所以可贵，最根本之处在于儒家跟个人主义不相融。儒家早期以家为本位，之所以说东土有大乘本性，就是因为没有孤立的个人，小乘因此无立锥之地。

　　黄平（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我谈一下中国内部汉藏蒙等多元并存的问题。中国文明和中国要做到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确实要把内部关系处理好。在这个前提下讲大中国，西藏、蒙古等区域才能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

　　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是否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别说中国道路能不能走下去，连自己内部的矛盾都处理不好。有两个前提，一是文化多样性加生物多样性，这是发展延续下去的基础；二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格局。以两个多样性为基础，维系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格局，至少不是要侵略、掠夺、欺负别人，同时该有的正当防卫也要有，不能只讲和的问题。两年前有很多搞技术的人去参加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本着小绵羊的态度去的，从技术的角度探讨可能性，结果去了之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饿狼。这样看来，文明冲突确实是一个真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