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危机与新乡土主义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城乡关系

　　

　　晚清乡治危机是现代农民运动的基础

　　中国的城乡关系或者“三农”问题需要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去重新理解。

　　这个历史视野包涵以下的基本判断：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晚清开始改变，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传统中国城乡互哺关系的断裂与对立。地方精英蜕变为杜赞奇所描述的营利性经纪人，“地方”和“国家”的概念产生变化，新的国家建设和地方军事发展，使得赋税日益沉重，所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展开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还处于消极被动的中国农民，十年后却在大革命时期大规模地成为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革命与中国现代政党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理解。今天的流行观点是1949年之后摧毁了传统的乡绅自治的社会结构，这一看法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来源于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传统社会的崩解和失序，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年代最具有动员力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它表明了晚清以来乡治危机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对逆转的城乡关系进行改造，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投入这个城乡裂变的现代中国的大命运中。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政党和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结合，完成了把晚清以来日益解体的乡村社会整合成革命主体的功能，从而使得乡村社会成为中国革命不竭的力量来源，实现了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统一国家权力的历史任务。1949年以后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工农联盟被放在至高无上的重要的地位，并以此重建新的城乡关系，这个关系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强制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对城市、工业的支持，也以国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进行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回馈，以“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都被鼓励乃至强制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因此，当八十年代以后，三大差别急剧扩大，所有的资源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迅速往城市集结，城乡断裂则必然加剧。

　　人民公社扩大了传统的宗族制度

　　我们需要在这个视野中去理解梁漱溟试图在村校、乡校基础上完成的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的乡村建设方案，在梁漱溟看来，“政治经济合一，亦是对西洋近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分离说的”（《乡村建设理论》，见《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因此，这个方案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资本主义的方案，而是相反，是抵御资本主义的方案。在他看来，中国以乡村建设的方案完成的新社会应该具有这样的特色：其一，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其二，新社会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其三，新社会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其四，新社会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其五，新社会内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离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一定是筑基在如下两点上，一是以农兼工；二是由散而合。“入手在此，收功也在此。此外再没有旁的问题。如何促进农民合作，又是如何工业化的前提。或者说，二者迭互为缘，相偕并进的。”传统的农民、乡村是资本主义天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以乡村的解体、农民的消失为前提，这就是所谓城市化过程。它被定义为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这却是梁漱溟最大的质疑所在，即如何让农民不离开土地来获得生存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如何最大程度上保持乡土社会的有机性，保持社区？这其实也是梁漱溟的追求，即社会本位的追求。农民离开土地的前提必须是农业可以养活足够的城市人口，以及城市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和生存空间提供给农民。这两个客观条件在中国都是没有完成，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正是梁漱溟终其一生的强调，中国的农业“天然地”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强调了人民公社与传统乡村社会的继承关系，他认为人民公社是扩大地继承了传统的宗族制度。他在讨论梁漱溟的文章《另一个五四》中，也是从同样的视角出发的。

　　中国革命就是传统的“乡约”的一个扩大了的全国规模版， 而这些也恰好正是梁漱溟所谓“新礼俗”的内容。

　　我们原来认为这些“社会主义”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这恐怕只是一种局限于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观察的结果。就中国来说，这种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结果， 是突破了宗族的框子而扩大为国家规模的礼治社会， 土地公有制成为其物质基础， 在此基础之上， 靠“大公无私”的共同性而完成的重工业化， 以及支撑这些新的社会关系的男女平等、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交通、通信网等等， 总而言之， 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在这些现代化的成果之上，才有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 即对“个人营利”的开放。

　　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悖论

　　八十年代起，“民工潮”开始不断冲击中国的城市，同时为中国的城市化和市场化提供了似乎无限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今天的城市化过程离开社会主义改造所实现的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化是无法想象的。第一，它是以城市土地的国有化为条件，建立在由政府所推动的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之上。第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成为城市化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和社会稳压器，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避免了农民工失去土地而沦为大规模的游民，避免了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被平民窟包围的第三世界城市化模式。这一点，在今天全球金融危机、外向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尤其显现出重要性。

　　建立在集体所有制之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传统社会的关联在于，它保留了由于人口变化而进行调整的土地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传统的土地

　　社区性特点，让农民依靠土地养活自己，不能自足，但可以自给。这是依靠传统的土地功能来抵御外在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冲击的方法，而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已经暴露出资本下乡的市场化进程所引爆的严重危机。它体现了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双重性，或者说悖论，即一方面它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引爆社会问题的源头，但另一方面，为避免社会解体而解决问题的动机也内在于国家之中。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土地根据人口进行调整的社会功能就完全被排斥，农村土地必然以最快的方式沦陷，乡村作为社会的解体就会急剧爆发，而不是相反。

　　今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对乡村土地私有化问题的热衷，其实是在两个意义上发生作用。一是为城市的扩张和土地的资本化进一步创造条件；二是希望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它的预设是通过私有化大规模集中土地，走美国式农业的道路，首先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然后沦为外来农场主的农业工人。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如果能够成功，WTO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就不会僵持至今，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为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土地私有的条件，我们的农业资本主义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额农业补贴，依然是失败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越演越烈的土地纠纷，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资本下乡剥夺农民土地造成的，而不是为了发展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原因很简单，资本看重的是土地在城市化中的价值，而不是没有市场的农业。在这个意义上，土地私有化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彻底的伪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解体再度发生，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内卷化也无法抑制地重新开启。社会学家孙立平描述了不同时代的城乡二元关系，“那时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信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这里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断裂，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在他看来，市场关系下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农业和工业已经断裂，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无法逆转。“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但这个目标在“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中是消失的。也正因此，“三农”危机将持续成为国家政权重中之重的问题。

　　新乡土主义：工国还是农国？

　　近年来全球性粮食暴涨暴跌，与石油价格的暴涨暴跌如影随行。现代农业体系是一个对能源高消耗的产业，粮食的价格与石油的价格具有强烈的联动关系，一个高油价的市场是不可能长期保持低粮价的，因为这其实是用国家的钱在为国际热钱的操控买单。如果暴涨持续，中国以一国之力能够抵抗多久？这并不容乐观。粮食与石油暴涨与暴跌的背后是国际热钱的直接操控。暴涨与农民收入提高并无关联，通胀只会加速城乡的断裂，暴跌也是一样，——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对乡村破坏性过程的不同表现。正因此，重提思考新乡土主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和社会模式，已经刻不容缓。在这个意义上，重建乡村共同体，是首要问题。

　　现在有观点认为耕地与农业应该为房地产和城镇化让步，耕地红线束缚的“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而中国的粮食问题应该依赖世界粮食市场来解决。但是，全球年粮食交易量为2亿多吨，而中国的年粮食需求量为5亿多吨。中国缺粮，谁可以供应？中国农业之所以还有可能保持低价，一是因为中国还大量存在着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养活了自己，而不是依赖粮食市场，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中国的粮食省长责任制和中央储备粮制度，它们是由传统的非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来的制度。

　　乔万尼·阿里吉在对非洲的研究中发现，农民的全面无产阶级化最终给资本主义部门带来的是更多的问题而非有利的条件。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它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补贴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自己生产了部分生存品。而一旦农民彻底无产阶级化，这种机制就越趋于瓦解，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必须为劳动力再生产承担全部代价，社会斗争也就越来越从乡村地区转移为城市地区，转移为争取工资报酬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为中国市场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需要重新评估。

　　依赖世界市场，意味着把粮食和石油的定价权都交给华尔街，那就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的人质，——该体系正是由金融资本所操控的。WTO之后的中国农业实际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卷入美国式农业的绞肉机中，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美国杀虫剂市场、种子市场、化肥市场之一，是其转基因农业产品的倾销地，东北玉米、大豆已经失守。西方发达国家的生物公司，正在侵犯中国的粮食主权，有识之士已经为此一再发出警告：中国的大米主权，危在旦夕，这并非耸人听闻。

　　今天，越来越多的共识已经形成，那就是单纯的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而是相反，它是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今天，华尔街的金融崩溃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霸权自身的失败，这应该成为我们新的“自觉”与“觉醒”，犹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章士钊、梁漱溟所呼吁和实践的那样，中国究竟是要做以外向型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分裂的“工国”，还是立足社会本位、追求没有城乡差别的“农国”？中国的社会建设如何重新以乡村建设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的想象中，并以此来倡导新的乡土主义？在新的历史视野里，重新回顾从梁漱溟到毛泽东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已经是一个迫切的时代召唤。执政党的“和谐社会”理论只有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

　　以乡村作为社会本位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思考与实践，在今天关于什么是“中国道路”的讨论中，应该获得新的理解。所谓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困境，最根本的表现就在于乡村与国家的复杂关系，一个依然深刻地制约着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