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我与重构认同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1-16 11:40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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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
现在谈中国文化认同，有些原有的价值观需要重新审视。有些人出国一周就急着想回国，因为不习惯外国的饮食，这就是文化认同，但是这种认同没有真正的感召力。也许我们并不一定深度了解中国文化的特征，需要重新认识我们习而不察的价值前提，从而建构更加积极的、渗透到具体行为里去的核心价值观念。
千万不要以为，凡是中国的东西必然都是好的，只要我们把中国的哲学和文化思想原原本本介绍出去，别国人士必定心悦诚服。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介绍中国文化，首先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然后考虑哪些方面我们可以重点介绍，哪些方面我们可以自己先消化消化再说。
向世界介绍中国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我们选择性介绍的文化是否具有亲和力，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比较的眼光和自知之明，而后两者都来自对别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了解。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间很讲究，一串“8”字。现在的社会崇拜8（“发”），这是畸形时代畸形欲望的生动体现，把对“发”的崇拜推向世界，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形象？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发”是“因得到大量财物而兴旺”，与“发财”的意思是一样的。公正、仁慈、诚实、信义，这些才是体现价值的伦理观念，而“发”则不是。把“发”定为追求目标，是把我们的民族去道德化，去伦理化，这还不是最可忧虑的吗？认识自我，在细处用心用力，这是我们在提出诸如“文化认同”之类宏大口号的同时切切不可忘怀的。以“发”为理想，那么人们就都沦为经济动物了。有些人想尽办法给私家车配个尾数为“168”牌照，他们心中的“一路发”并不是我们说的“发展”，后者包括了持有公正、和谐理念的社会发展。
一个文化如果真的要强大，必然是开放的，动态的。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华夏文化不断与周边文化积极互动，固定的、超越历史的本质主义文化也许从来没有过。我们要有强大的自省能力，必须善于隔着一定距离去审视自己的文化，这样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勇于面对批评。任何有力量的文化都善于进行自我分析和自我批评，然后才能与时俱进，继往开来，重塑自我。
中国社会是儒家社会吗？
在谈文化认同之前，我们该问：认同什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些是很难回答的。有不少人说中国社会是儒家社会，我一时还不大能理解。明清之际有所谓的《圣谕广训》，是教育官员和老百姓的。如果说，广为宣传的品质也许正是现实中所缺少的，那么，民国以前几百年广大民众的行为方式就不一定符合儒家特点。我举一个例子，儒家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君子不言利，所谓“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这其实只是上层人士的理想。民间的价值观念是轻商的吗？可能恰恰相反，读读明清小说即可明白。可能因为物质条件太困难了，中国人还形成了拜财神的风俗，国内拜，到了海外也拜。堂而皇之崇拜财神，这在世界上不是常见的。基督教里的财神叫玛门（Mammon），几乎跟魔鬼一样。马克思在写《资本论》之前分析西方社会，也在谴责高利贷所象征的一切以及“金牛犊崇拜”（就是拜财神）。他的道德态度很容易在欧洲的思想文化界引起共鸣。但是中国不一样，在中国拜财神很普遍。
民国的时候，人们在拜灶王爷的时候还要往灶王爷的嘴上抹一些糖水，让他到玉皇大帝那里美言几句。涂糖水的行为说明什么？就是给他好处，向他行贿，把嘴封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好处来决定，那是可怕的。对这种行为模式，我们反思得并不够。
民间社会这种基于物质利益的信仰，也在一些传统文学里面得到了体
现，比如《水浒》。宋江叫“及时雨”，因为他口袋里有银子，看到“好汉”就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然后好汉跪倒就拜，还说“哥哥真及时雨也”。好汉拿到好处之后再来确定人和人之间的亲疏关系。我们以往的文化太看重个人恩惠了，使之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话暴露的是什么？王士祯的《吴顺恪六奇别传》一文很有名，写一位特立独行的乞丐当了大官后如何报答往日接济过他的人。公款、军款到了他手里完全由他任意处置，慷公家之慨反而被认为美德。这实际上与儒家主张的“重义轻利”差距很大。因此，看是不是儒家社会，不能只看正统的典籍，引用几句标准的孔子语录，还要看民间实际的信仰以及社会上所接受的行为方式。
陌生人之间是否有默契和连接
没有疑义，儒家学说蕴含着一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比如仁义礼智信或仁恕。如果翻译得得当，我相信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在原则上表示赞同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理念。儒家伦理还有“同心圆”的特点，即人们首先爱身边的人，然后一圈一圈往外。但是这些大道理要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很难的。在一个统治程度十分低下的国家，这几乎没有可能。有时候在中国传统的小说或戏曲里会看到，普通人对陌生人的态度有点冷漠。人们都没有意识到陌生人跟自己一样，有着同样的人类情感，应该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水浒》里面有很多残酷对待陌生人的故事。不少好汉给自己找了借口，说自己是“逼上梁山”，好汉结成团伙，无意真正服务大众，服务社会，没有真正给整个社会的陌生人带来安全感，粮食没有了就要下山到祝家庄、扈家庄去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梁山好汉其实认可人际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但是表面上搬出江湖上的义气（当然还有自欺欺人的“替天行道”）做幌子。这样的文化“私”字当先。你是家里人，是同宗族的人或同一个小团体的人，那就待你很好，甚至刀山火海也敢上。但是一个好社会还要看人们如何对待陌生人，私德和公德是否相连。
在真正和谐、强大的社会，陌生人之间有一种默契和连接，你走到哪里，都感到在自己家里，有安全感，不必时时担心受骗。中国社会在这方面怎么样？一旦中国人在陌生人之间有一种互信，那么整个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自然就非常强大了，用不着有什么抽象的教育，自然而然生发出一种强大的向心力来了。将一个怀疑的、猜忌的社会变成一个互相信任的社会，那是极其艰巨的文化工程。我希望现在我们就是在慢慢地往互相信任的社会迈进，而这种信任恰恰是建筑在对陌生人的态度上。只说文化远远不够，还得配以强有力的执法能力和制度建设，而后者也包含了移风易俗。不跨出这一关，中国社会将永远为一个一个的小团体、一个一个的小家庭所限制。它们内部有向心力，但是这向心力是排他性的，让众多小团体共处的话，它们必然互相争斗，最终导致极大的内耗。
认识自我与重构认同
中国真要有强大的文化认同，建设共同的家园，那么得有这样一个过程：小家庭迈向大家庭，小我走向大我，一个比较卑劣的、缺乏自律的自我走向一个比较高尚的“克己”的自我。有一种美德叫做非个人性，钱锺书先生建议大家“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有这层意思。就是要学会不带自己的利害态度来观察、考虑问题。要达到这种境界是特别难的。在忘我的、不以“追求幸福”（或古代的“功名”）为目的的社会行为中与幸福不期而遇，让我们大家都来享受这样的福分。
白求恩从加拿大来中国救死扶伤，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身上就有着超越个人的巨大力量。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化里还比较少，因此他的行为模式在我们看起来很新奇。加拿大人不是特别重视白求恩，恐怕只说明类似的人物在那里较多，他们到各个艰苦“落后”的地方去，可能是拉丁美洲，也有可能是非洲，结果死在陌生的土地上。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首先要有无数的人自己能够讲出动人的故事，而且这种动人的故事并不是某人怎么从穷光蛋奋斗到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怎样在媒体前施舍，而是一个普通人怎样无我地为陌生人服务，怎样为社会服务。
改进文化传统中消极的因素
现在我们谈文化认同，首先要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勇敢地意识到，有的文化认同可能是消极的、被动的、惰性的。
最近这些年我们在无数的中国公共媒体上，不管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上的，都会看到大量的白酒或烈性酒精饮料的广告。中国号称有酒文化，值得推崇和大规模宣扬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本身吗？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歌颂酒文化来走向更强大的文化认同，并在世界上获得影响力？真的这样想，那是要被人笑话的。
酒精可能会影响人的行为，这是常识。人是很脆弱的，在酒精作用下可能会做出不恰当的事情。现在整个社会都已经认可开车之前不许喝酒，醉驾是犯罪。我们应该这样想一想，为什么美国规定21足岁不到的年轻人不许购买啤酒，为什么美国军官不喝烈性酒？这里面既有清教传统的因素，还有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责任的观念。
很多人说中国专制，但是在各个生活的细小侧面，我们又会发现对人的管制特别少，喝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很难想象，中国21岁以下的年轻人不许喝啤酒，或者一个店主把啤酒卖给21岁以下的年轻人，警察就要去找他。我们会觉得匪夷所思，但是美国社会就是这样管出来的，因为按照清教的传统，戒酒或适度（sobriety）是德性。美国曾经有一度是禁酒的，后来虽然解禁了，对酒还是有不少限制，实行极其复杂的管理与监督。他们对人性非常脆弱、容易堕落这一点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儒家对人性也许过于乐观了，我们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罪恶感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
现在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外形和穿着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难以区分，但是据说日本人有本事辨别，他看你的举止行为、肢体语言。相对而言，中国人的肢体语言比较自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规矩少一些，故而动作大，嗓音响。我们心里有时缺少自我审视的本能，这个本能会不断提醒自己，我的所有行为是不是符合社会的规范，是不是给人造成不便，是不是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监视着。这意识比较弱的话，就容易自然而然地贪图方便，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自私。目前的堵车，往往是由于人人争先，互不相让。
另一个文化特点也要提一提。一百多年前，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经说，中国人耽于安乐，吃吃喝喝，贪图享受，浑浑噩噩，这样的民族肯定会在更不怕艰苦的民族的进攻之下溃败。当时美国正在崛起，他是用中国人的例子来警告国人，绝对不能重蹈中国人的覆辙，一定要艰苦奋斗，崇尚基督教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克制自己的物欲，敢于向强者挑战。中国文化是被当作反面例子的。对此我们怎么看？当然我们会觉得他了解的中国文化是片面的，可是当我们看到
饭店里一桌一桌的酒席，看到那些五粮液、茅台的空瓶子，以及没完没了的关于喝酒的话题，我们会觉得人家说的话并不是全无道理的。
的确，我们太喜欢满足我们的欲望了，对自己的克制太少了，还说什么“食色性也”。这与猪圈里的生活有何不同？对人性太乐观，反而不利于人性往上走。
开放地看：中国没有群力，只有私力
在谈文化认同时，我认为，不但要通地气，跟自己以往的传统相连接，还要有一个更开放的眼界。光是固有的传统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并不是说儒家从董仲舒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不同的时代要给予它新的界定，要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即便是孔子，也要与时俱进。
我挺喜欢林琴南，他在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是站在对立面的，是所谓的文化遗老，誓死捍卫中国文化传统，但是他又是热心的外国文学的翻译者，绝不盲目排斥外国。他从外国文学作品里面看到中国所需要的价值观，比如说勇敢、爱国、群体的意识等等。所以他翻译外国小说的时候说，这些作品看起来都符合中国的仁义礼智信。所以我们也不要事先有预设，说中国跟西方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少人对中西之间存在误解，他们会说中国是重群体，外国是重个人，比如陈独秀就会觉得中国这个模式不好，应该向外国人学习“个人本位”。梁漱溟则反过来说中国模式好：“中国文化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跟‘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它是……互相以对方为重。”在我看来，两位前贤对中西特点的描述都是一样的，很不可靠。实际上，欧美更重群体，群体的认同要比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强得多。在文化认同上，仪式也是很重要的，中国原来没有国歌和国旗这些象征性的符号，它们都是从西洋引进的，还包括小学生穿校服、戴校徽、集体做操、集体唱歌。
在私塾，大家一起唱歌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传统戏里一般是独唱比较多。但是在基督教社会里，所有的教堂都有唱诗班，小孩子首先到唱诗班去唱赞美诗，有独唱、有合唱，而且合唱是唱得特别好的。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是圣乐的作品，有很多的合唱，或者是个人跟集体的配合，这种形式非常重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不少年轻人到海外学习音乐，西方的老师发现中国学生有共同特点，它们都要做独奏家、独唱家，而对齐奏、合唱不感兴趣，甚至不大愿意参加。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想不到或者看不到的一面，外国人看到了：中国人中间的个人主义。英国发明的足球、板球或橄榄球等集体运动都需要集体配合，需要参与者遵守规则，光明正大，公平竞争（鲁迅先生称之为“费厄泼赖”，即fair play）。到了晚清的时候，中国人的群体配合是不行的，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抱怨，中国缺少最基本的纪律。中国社会的散漫、失序成了当时最突出的特征。民国时有人说，几个英国人在一起能够打出一个帝国，几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互斗。那就说明，我们的群体意识淡漠，多的是自我中心的行为。后来经过巨大的努力，中国社会出现了新气象，但是一丝不能松懈啊。水往下流是很快的。
在中国文学里可以找到一些过于突出个人、或者把个人完全与社会对立起来的例子。陈子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什么意思？老子天下第一，很自大。司马迁笔下的屈原贾谊强化了这样的前提：这个世界是浑浊的，只有我一个人是清白的；众人是醉醺醺的，只有我一个人清醒。个人跟社会处于非常紧张、充满敌意的状态。个人太纯洁了，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所以中国文化里面也有一些名气很大的贤士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他们有一种先于社会的高尚。他们不参与任何集体的活动，也拒绝承担社会的责任。但是应该问一问，一个脱离社会的人怎么会有公共美德？任何美德必然是一个社会的美德，公正、慷慨、善良，所有这些都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尤其是与陌生人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这些方面我们中国文学反思够不够？按照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人要进入一个组织有序的社会然后才会有美德。但是我们又会有很多极端美化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个人的传说。或者是一些自以为是的诗人不断在抱怨“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当他们说当今没有伯乐的时候，他们是在“弹剑作歌奏苦声”，实际上就是自己轮不到做官，做小了就说“沉沦下僚”，非得做宰相才好！
所以说到西方文化的时候不要简单地把它与自私的个人主义相联系。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倒是无忧了。他们群体意识特别强，这也就是为什么林琴南翻译欧美小说时常常感动。他看到了英国人背后有这么强的一种文化认同，士兵忠于国王，忠于祖国，打仗用不着悬赏。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以后，文化认同依然强劲，不会被真正征服。严复注意到中英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英国有群力，中国则没有。他还提醒汉人，自己国家积弱，汉人也有责任，遇事不能一味推诿，寻找替罪羊。
还欠缺可以走出去的让人心里流泪的中国故事
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很多，可能做得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更强大、更开放的文化认同。在教育上，我想没有一个国家会致力于灌输世界公民式的理想。各国一方面教给孩子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比如尊重肤色不同、来自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同学，一方面还要通过无数细节教孩子本国的特殊历史和文化，从而培育爱国的情怀，另外还得培养良好的社会生活的习惯，包括法律意识，让自己的一举一动符合社会的期望。即便在普世价值谈得很多的美国，也是把爱国作为一个国民应具有的最基本的觉悟，美国通过各种仪式使得全国成为爱国主义的大教室。
谈文化认同，不能有太强的排他性。得到家人的认可比较容易，得到陌生人、异乡人的认可要难得多。当中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潜在的价值支撑得到普遍的理解，当无数出国旅游的中国人和中国的作家、制片人、导演用自己的行动和作品讲出众多动人故事的时候，中国文化圈以外的人也会对我们的价值产生认同感，甚至像我们看《拯救大兵瑞恩》时流泪那样深深感动，刻骨铭心，这时候我们的文化认同才真正有超越国界的意义和号召力。这种号召力现在暂时还没有体现出来，为什么？我们在文化交流上不能满足于小打小闹，舞狮舞龙翻跟头，硬把自己往标准化的形象上靠，多么无聊啊！《龙的传人》之类的歌曲所产生的认同感是非常初级的，而且让我不安，图腾崇拜不值得骄傲，“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也不应该刻意强调。北欧人大唱“金发碧眼”，我们会说那是种族主义！
现在文艺作品走到国际上的机会不仅有，而且很多。有了这样的机会，讲不出动人的故事，产生不了震撼力，不能真的让人心跳流泪，那还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有时候我觉得周边的一些国家的作品也值得学习。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有一点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故事所隐含、表现的良知，那既是中国人的良知，也是人类的良知。
本土经验不是永远不变的。光绪年间，像晚清外交家郭嵩焘那样的先觉者真正站在了我国文化界的前列，他们看了海外的世界以后，能够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文化认同，意识到某些重要的欠缺和盲点。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逐渐认识到什么是公民社会和公共精神。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又不断变化，有着发展、变形的潜质。我们的文化认同的动态的“定型”需要大家用雕塑的工具使它略具鲜活的形状。我们永远是通过想象力和出于心底的价值信仰来建构、形塑我们丰富、复杂而且多元的文化认同。
（本文由本报记者叶渔、王尔德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