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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世立:航空生意的信用破产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1-19 06:58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核心提示:曾经的“湖北首富”兰世立,事业以航空公司被拍卖、个人入狱而告结束,这看上去是一个已经结束的故事。但去年他的家人高调举报武汉市前常务副市长,使这一故事再掀波澜。去年底,省纪委调查结束,我们终于有机会观察政府与企业的复杂关系。故事的内核甚至很简单:信用。

兰世立的大哥兰宏旺,身后是被法院查封的东星旅游车兰世立的大哥兰宏旺,身后是被法院查封的东星旅游车

  谢小青,商人的信用

  2007年6月的一天,在武汉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吧,谢小青第一次见到了兰世立。“都在这个圈子里,以前肯定听说过他,但从来没打过交道。2007年春天,浦发银行武汉江岸支行的一位行长给我打电话,说东星欠了他们一笔贷款要到期了,但东星资金遇到困难,恐怕不能按时还款,希望融众能支持一下。”他向本刊记者回忆道。

  谢小青白净,很瘦。名片正面的头衔是融众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众)董事长,背面还附着34家公司或行业协会的职务。武汉金融圈相关人士介绍,他早年以开办典当公司起家,在2003年左右遇到“贵人”相助,迅速做大。融众的公司网页上,称其为目前中国唯一一家总部设于武汉的全国大型金融服务机构,业务涉及典当、担保、基金、投资等多个领域。

  得知我们为兰世立而来,谢小青的第一句话很直白:“这个坏人,是个骗子。”他介绍,最初的合作很简单,“就是想借钱,许诺给我1.5倍的回报”。当时,东星航空开航一周年,兰世立请来世界各大投行,拉开了海外融资的大幕。他最初设计的“以地产养航空”的模式转不动,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的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开工之后因为缺钱不得不数次停工。

  资本高手谢小青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本刊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2007年11月6日与28日,融众借给兰世立三笔钱,分别是1000万元、5000万元和1500万元,期限3~6个月,月利率在2.5%~2.6%,外加0.55%的综合管理费。这也就是后来兰世立举报信中所谓“7500万元高利贷”的由来。仔细看过这些借款合同的一位法律界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说:“融众对法律的运用非常专业,通过利息、担保费、管理服务费等多种形式的组合规避法律风险,从法律上讲构不成‘高利贷’,但效果差不多。”

  这些借款合同里,规定兰世立所借款项必须用于相关的地产项目,但谢小青却发现:“钱借出去了,楼却迟迟不复工。后来我知道,他都挪到航空上去了。”2008年4月,谢小青决定监管资金使用去向,与兰世立旗下东盛地产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合同》,开始全面托管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合同显示,项目未销售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以6000元/平方米计算,市值约为9亿元。另外,合同里特别规定了股权事项,大意是,若兰世立3个月内不能还款,就要将东盛房产全部股权以100元人民币转让价无条件转让给融众,并同时变更东盛房产的法人。当然,如果能够按时还款,兰世立也可以100元价格赎回。上述法律界人士对此分析:“条件这么苛刻,精明的兰世立不会不懂,估计他是缺钱被逼得快疯了。”

  3个月过去,2008年7月7日,到了《委托经营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或赎回的日期,兰世立没能完成最后一搏,只好与谢小青签订东盛房产股权转让协议,只不过转让价从最初的100元变成了3.15亿元。一位原东星高管向本刊记者分析道:“兰世立一心想救东星航空,他要价4亿元,只想让航空公司运转下去,最后讨价还价成3.15亿元。”此外,融众承诺免除兰世立此前欠下借款1.54亿元及利息等综合费用,还承担东星9800万元银行贷款和8200万元债务。如果这些钱加在一起,融众实际上总共付出6.49亿元。“与(后来)16亿元的市值估价比较,这对融众来说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这位东星高管说。

  但是,在支付给兰世立8550万元之后,谢小青发现,东盛地产公司的股权并非全在掌握之中,有的已经被质押出去,有的已经被法院冻结。“他满嘴谎话,突然一堆外债冒了出来,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他最起码保证股权是完整的,并且融众不会对隐匿事项或债务负责。”说到这里,谢小青变得情绪激动起来,语气里透着愤怒:“没想到这竟然是个烂摊子,光是‘一房多卖’惹来的官司就有200多起。”

  兰世立不得不为自己的信用付出代价,谢小青停止支付余款。到现在,这仍是东星方面耿耿于怀的焦点,代表东星处理后续事务的兰剑敏是兰世立的侄女,她坚持认为:“如果当初融众把钱全付了,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麻烦。”因此,东星起诉了融众,但融众又以东星违约在先提起反诉。前述法律人士提供的观察是:“商人之间,信用只能落脚在法律合同上,这一轮较量,兰世立玩大了。”

兰世立。 资料图兰世立。 资料图

  夜幕下的武汉鲁巷广场,光谷中心花园现在已是一片灯火辉煌,只是,从前“中国东星”的大牌子如今换成了“融众国际”。因为急于为航空公司筹钱,兰世立眼睁睁丢掉了自己最为得意的作品。在《东星十八年》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看着雄伟壮丽的CBD大厦上‘中国东星’的标识被拆下来,我的心口一阵阵痛,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

  2010年春节期间,兰世立有过一段短暂的取保候审,他通过中间人约见了一次谢小青。“还想再跟我要钱。”回忆起这次不足半小时的会面,谢小青又提高了嗓门:“我被他害惨了,法院那边200多个官司缠着,跳楼的心都有。”谢小青说他冲兰世立发了火,“现在看着大楼起来了,心里不平衡了吧,早干吗去了!”两人不欢而散。

  谢小青所说的200多个官司,大部分来自前期光谷中心花园的“一房多卖”和违约延期交房。后来谢小青接手后,法院不胜其扰,干脆一起打包给了融众。据谢小青所说,他前后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钱超过17个亿。“我直接告诉兰世立,要钱没门,不仅如此,将来你就是出了狱,还得一辈子为我打工还钱。”回忆起2008年两人形影不离的那段日子,谢小青的愤怒稍稍平息。“我俩都爱吃冰激凌,那时候他天天来我办公室吃冰激凌,这个人没什么不良嗜好,工作很卖命,但他就是不讲实话,即便这么亲近,我都不了解他的内心。”

  袁善腊,政府的角色

  就在丢掉房地产这个“现金奶牛”的2008年7月,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至145美元/桶,仅此一项,东星航空每月就将多支付1500万元。其实,在此之前,兰世立曾经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翻身,来自美国的高盛银行曾经愿意投资1亿美元入股东星航空,并且只占25%的股份。可是天不遂人愿,就在东星航空于2008年5月终于拿到商务部的审批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高盛自身难保,投资计划不了了之。

  差不多也是在这前后,国家民航总局财务司的领导找到了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的袁善腊。“他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东星航空拖欠的民航建设基金太多,停飞了武汉到上海的航线,尽快交上钱就可以恢复;另一个是地方政府应该适当支持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袁善腊向本刊记者回忆,由于“当时快开奥运会了,考虑到航空公司的安全风险,和对武汉市投资环境的声誉影响”,他决定帮一把东星航空。

  袁善腊出面协调,由一家国企和一家民企出资,用光谷中心花园的部分资产做抵押,前后支付给国家民航局两笔款项共9000万元。事后再看,也就是从这一步,政府就已经用信用做担保介入东星航空的命运了。

  初见袁善腊,感觉就是个满头白发的和气老头儿,脸上总挂着笑,说起话来没有半点官架子。担任副市长之前,他曾经在武汉东湖高新区担任管委会主任长达11年之久。兰世立最早起家的东星电子公司和东宫饭店都在其辖区内,他们当然熟悉。而且有知情人告诉我们:早年兰世立曾有生意违规问题,因为袁善腊的帮忙而渡过困境。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了问题,政府领导出面协调,这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另两位当地民营企业家看来,属于“很正常的选择,有困难先找政府嘛,谁不想自己的手机里存个市领导的电话,最起码能有个安全感”。对此,站在政府的角度上,袁善腊的解释则来自高新区特殊的创业历史:“高新区白手起家,一家家企业能做起来不容易,能帮就帮。”他之所以答应帮兰世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是安全压力,航空公司不能出事;另一个就是声誉,东星要是倒了,对武汉市的投资环境也不利。”

  让袁善腊记忆清晰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在融众接手光谷中心花园之前,一位国内知名的地产企业家通过中间人找到袁善腊。“他说兰世立办航空公司缺钱,想让他接盘光谷中心花园项目,但是他了解了一下,觉得这个项目很复杂,不便参与,但还是希望帮兰世立跟政府打个招呼,看能不能帮他一把。”袁善腊回忆那次会面的主题。看来,兰世立与商界名流的广泛交际,多少也得到了一些回报。

  成为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板,给兰世立带来了什么?与经营中的挑战相比,更让他感慨的却是身份地位的变化。在《东星十八年》中,兰世立情不自禁地详细描写了成为武汉机场“要客”之后的贵宾礼遇,然后感慨道:“从我有飞机的那一天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让我始料未及,受宠若惊……转眼间,我就获得了与各国元首、各界名流、各界领袖平等交流的机会,仿佛一下子冲上了九霄云天,站上了天庭来俯视这个世界。”

  有那么一段时间,兰世立是媒体上的宠儿,是各种民营企业家论坛的座上宾,也是政府办公室的常客。一个当地旅游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东星航空开航后,省领导和市领导曾经专门约见兰世立,建议他把东星旗下的旅游卖掉,专心做航空公司,但他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兰世立的吹牛,也迎合了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的心态,都想在自己的城市出个大企业大老板。”这位负责人感慨道。

  也就在兰世立四处筹钱的2008年,由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引发的“农行事件”发生了。起因是2005年底,兰世立旗下的东盛房地产公司曾向农行武汉江南支行贷款1个亿,抵押物为光谷花园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11万平方米。“按照协议约定,光谷项目卖楼要在农行做按揭,回款很大一部分按比例返还农行,但后来发现东盛在卖房时,按揭并不在农行做,而且这1亿元中已经有9000万元资金被挪用来筹建航空公司。”农行江南支行的代理律师肖东平向本刊记者回忆,“本来当初发放这笔贷款就有一定风险,后来省行下来调查,结果查出了东星很多不良贷款记录,农行只好把东盛公司告上了法庭。”受此影响,农行里有9名相关人员受到组织处分,其中支行行长向东直接被撤职。

  本刊记者电话联系到向东,他对往事已不愿再谈。另有被采访对象跟本刊描述当年:当时有人曾劝告兰世立去看望一下那些受牵连的农行领导,可他却说:“与我何干,当初是他们抢着要贷款给我的。”不管是真是假,经此一传播,在这个本就不大的金融圈子里,兰世立要想再获得银行贷款,可就难了。他在政界和金融界的信用也开始遭遇危机。

  接手东盛房地产公司之后,融众成为东星航空的第二大股东(占股32.7%)。银行贷款和海外融资的大门都已关闭,民间融资渠道也已用尽,最值钱的地产项目已经卖出,政府出面担保的“帮助”又填不满航空公司的缺口,兰世立手里再无牌可打了。2008年11月,在谢小青的引荐下,兰世立找到了中航集团,他准备卖掉东星航空。

  至此,东星兰世立、融众谢小青、政府袁善腊——这场后来酿成冲突的生意中的三位主角悉数登场,只待中航到来,“大戏”开幕。

  航空救亡,信用告急

  兰世立卖掉东星航空或者部分股权的想法,其实早在接触中航之前,就有所展露。谢小青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曾陪同兰世立飞到深圳面见深航的领导,兰世立还曾接触过海航,但都因对方出价太低而作罢。

  至少从表面上看,由中航接手重组东星航空,对各方是个多赢的结局。对政府来说,武汉当然欢迎实力雄厚的央企国航(中航集团为国航的控股方)进驻,而且先前协调垫付给民航局的9000万元也可妥善解决;对谢小青来说,如果东星航空被顺利重组,他作为第二大股东,可以变现也可以继续持股;对中航来说,武汉的航空市场最老牌的是南航,其次为东航,国航可借此机会进入中部地区;而对兰世立来说,既然自己已经无力挽救东星航空,为什么不干脆卖个好价钱呢?

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资料图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资料图

  最初的接洽还算顺利。袁善腊和相关省领导还专门到北京拜访过中航的领导。“他们认为这事值得一试,但人家提出不能只跟兰世立打交道,必须要政府出面表个态,这也符合国企的做事方式。”袁善腊告诉本刊记者。

  2009年1月7日,《关于收购东星航空的意向性协议》在武汉签订,涵盖甲、乙、丙、丁、戊五方,除了兰世立、中航集团、武汉市政府、融众集团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高科)。协议里明确了各方的承诺,其中,武汉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承诺中航收购东星之后,若有未披露的隐匿事项导致纠纷发生,要出面协调解决;二是承诺中航收购后,对东星航空的各项支持政策不变。而新增加的国企武汉高科,则是政府信用担保之下的操作载体,它承诺“协议签署后,若中航给予东星航空资金支持,需对资金承担担保责任;若最终收购未成,则负责返还该笔资金”。

  政府协调,国企担保,绑定融众,中航做足了各种保险措施。

  此时,东星航空的资金链已经紧张到极点,有东星人士向我们证实,由于东星航空拖欠中航油方面大量油款,对方提出“不见现金不加油”,曾有飞行员不得不用铁皮箱子装着现金飞行。东星租了9架飞机,由于航材紧缺,只有8架正常飞,另外一架拆零件用。2008年12月开始,飞行人员的飞行补贴就已停发,2009年1月份的工资也没有着落。眼看年关将至,兰世立提出,希望中航方面先支付部分资金用于给大家发工资。就这样,武汉高科的作用发挥了,中航直接把款打到武汉高科账户上,再由武汉高科拨给东星。“中航前后打了9000万元过来,我给东星拨到5000万元时,就发现苗头不对了,马上叫停了拨款。”武汉高科一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这位负责人所说的“苗头不对”,是指“兰世立开始玩消失了”。政府方面参与协调此事的周智余向本刊记者回忆道,大概就在2009年2月初,中航的5000万元打给东星之后,“兰世立开始变得不积极了,打他手机就转移到秘书那儿,即便自己接通了,口头答应着赶快办,可第二天又没了下文”。国航50多人的调查队伍还住在武汉的酒店里,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这么大一家央企,自然不想伺候他了。”

  谢小青现在才明白过来,按照他的推测,兰世立之所以玩消失,是因为随着安永事务所的尽职调查越来越深入,东星航空的债务和股权质押问题开始逐渐暴露。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兰世立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要价。“他总是说,自己在航空上投了多少钱,品牌值多少钱,飞行员值多少钱。”

  的确,对一家航空公司来说,最宝贵的价值无非就是航线资源、品牌价值和飞行员队伍。先前高盛方面1亿美元收购东星航空25%股份的报价,把东星航空的市场价值抬到了4亿美元,“吊足了兰世立的胃口”。只是,兰世立再次错判了形势。一位关注这次收购的航空界人士提醒本刊记者:“对国航来说,航线可以随便申请,东星品牌几乎没有再利用的价值,飞行员就更别提了,东星当年花高价挖来的飞行员,国航要接手的话,还得大幅压价呢。”

  兰世立觉得值钱的东西,恰恰是中航并不需要的,这场谈判,天平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倾斜。只是,没有办法,兰世立不得不为他的“大跃进”买单。

  在后来兰世立写的申诉材料《卿本无罪》里,他详细描述了自己于2009年2月11至15日,一周之内“四抓四放”的遭遇。我们就此向袁善腊求证,他的回应是:“我只是担心他撂下个烂摊子跑了,就让维稳办公室派俩人24小时跟着他,并没有过激行为。”且不管兰世立的描述是否有夸张成分,此时的政府,已经在这个泥潭里越陷越深了。“协议规定武汉市政府要居间协调,再说,如果兰世立跑了,先前由政府出面协调垫付给民航局的9000万元,再加上由武汉高科担保的中航5000万元,都没法交代啊。”据袁善腊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因为那9000万元,省领导甚至跟他拍了桌子;而按中航领导人的说法是,“兰世立利用民航资源和民航安全绑架政府”。

  2009年2月8日,袁善腊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由市政府成立一个工作专班,推进东星与中航的重组事宜,政府已经正式成为东星航空事件的主角之一。周智余就是专班成员之一,他回忆说,班子成立以后,确保兰世立不再消失只是底线工作,更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

  到这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中航,才恍然发现,“原来兰世立为了筹钱,早已经把东星航空的股权抵押得干干净净,外面还欠了一屁股债”。兰世立再次欺骗了大家。周智余提供给本刊记者的数据,在东星航空股权结构中,原来东星集团占40%的股份,已由农行冻结,后来政府出面协调找来另一家国企接手;原来东盛地产公司所占32.7%的股份,因为官司未了被法院查封;东星国旅所占20%的股份,抵押给了郑州机场;剩余7.3%的股份也已经抵押给了融众。“实际上,东星航空只剩下个空壳子了。”

光谷中心花园现在成为武汉的地标光谷中心花园现在成为武汉的地标

  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郑州机场这20%的股份。原来,早在与中航接触前,兰世立就曾到郑州,他许诺将来东星航空要在郑州建基地,并且帮助郑州开设国际航线,并以20%的东星航空股权做抵押,换来郑州机场的3000万元。兰世立与中航谈判开始后,与郑州的合作就没了下文,郑州方面为了保险起见,扣留了东星航空的3架飞机。要继续推进与中航的谈判,首要的问题就是先得收回东星航空抵押出去的股权。为此,袁善腊回忆说,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带队,“两上郑州,要飞机”。

  地方领导之间的拜会,说起来,这多少是段略带尴尬的经历。“我们答应欠郑州机场的3000万元由国航支付,但要郑州出个证明,一旦东星航空与国航顺利签字重组,郑州要放走飞机啊。”周智余回忆说。但是,直到此时,郑州方面还是不相信,“兰世立那么大一个老板,跟我们说钱多得花不完,怎么可能说倒就倒了”。

  进入3月份,在政府专班的推动下,兰世立终于与中航方面达成了收购条件。按照协议,中航集团以象征性的1元人民币价格,收购100%东星航空的股权,同时承担东星航空约4.5亿元的债务;以归还借款的名义,向兰世立支付先前他投入到东星航空上的1.4亿元;再加上先前已经支付的5000万元和要支付给郑州的3000万元。这样算下来,中航为重组东星航空所付出的大约在6.7亿元。不过,熟悉情况的人士提醒本刊记者:国航也会从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一定的扶持。

  2009年3月13日,一切准备就绪,只待签字了。

  结局,信用破产

  可是,就在这天下午16点,正在外考察工作的袁善腊,接到周智余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兰世立突然向市政府又提出了4个条件。”根据袁善腊的回忆,其中两个条件是:将武汉龟山脚下洗马长街交给东星开发,而且容积率在4以上;在先前预留给东星航空的800亩土地中,以每亩20万元的低价,划出300亩给东星开发。

  “我这才一下子意识到,兰世立要敲诈政府了!”袁善腊告诉本刊记者。他当即回复周智余,龟山片区按规划容积率是0.8,更何况土地要“招拍挂”,兰世立的条件政府不能答应。又过了两个小时,周智余再次来电:“兰世立不见了。”当晚,兰世立单方面发布声明,拒绝与中航合作。

  袁善腊最担心的一幕,到底还是发生了。兰世立的信用赌注,已达极限。

  兰世立为什么突然反悔?在自己写的申诉材料里,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凛然抗命的悲情英雄,对抗着政府和国航组成的“联盟”。只是,除了他自己,我们无法找到第二个核心的当事人来支持这一叙述,他手下的高管们,并没有谁是真正熟悉全貌的。时隔两年多,谢小青现在琢磨起来,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兰世立应该还有更多的外债,国航支付给他的1.4亿元现金不足以还完,如果签了字,不仅自己的公司没了,债主还会逼上门来。”谢小青告诉本刊记者,兰世立还曾给他看过一张个人所欠的债务表:“一张A4纸,密密麻麻列出20多个,其中有好几个知名企业家,都是兰世立以个人名义借的钱,有500万元的,最高有1000万元的,加起来大概有1个多亿。”不过,这些债务,如果债权人不提,也许只有兰世立自己知道了,已经很难证实。

  回头再看,当时政府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一方面,已经出面协调担保了钱,资金风险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引入中航的努力也白白浪费,就在这3天前,2009年3月10日,正值“两会”期间,中航集团和湖北省的相关领导还在北京高调签署了《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框架协议》。

  站在一个政府官员的角度,袁善腊强调更为现实的压力还是安全。当时,“因为重组后国航方面要给原东星航空的飞行员减薪,闹得人心惶惶,现在兰世立又不见了,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板突然消失了,出了事情谁负责?”

  第二天,3月14日早上,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已经不仅限于袁善腊这一级别的领导。至此,东星航空事件,也不再是一家企业重组那么简单了。会议决定的第一条,就是当晚零点,东星航空停航。

  就在会议召开时,与会的武汉市公安局长接了个电话。挂掉电话,他告诉大家:“兰世立抓到了,在珠海的海关。”大家松了一口气。

  进入政府的运作范畴,一切都在加速进行。当天下午,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向民航中南局发去《关于停飞东星航空公司航班的函》。民航中南局当即批复,并以明传电报的形式,向东星航空公司发出《关于暂停东星航空公司飞行的通知》。对于一家航空公司来说,一旦停飞,无异于被判死刑。

原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资料图原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资料图

  此后,东星方面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这个突然到来的停航,并在2011年2月向广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民航中南局此前做出停飞的行政处罚无效。官司已经有过一次开庭审理,但到现在仍没有裁决结果。“东星航空正常运行,怎么飞机说掉就能掉下来呢?”兰剑敏质问,“更何况,2008年12月12日,国家民航局刚刚对东星航空进行了安全审计,在总共639项安全审计项目中,东星航空的符合率为94.6%,结论是:‘通过安全审查,基本符合要求。’”

  事实果真如此吗?“东星航空长期拖欠飞行员、员工薪水,长期拖欠机场管理费、航油费,中航油已向法院申请财产保权,通用租赁公司已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已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袁善腊在介绍市政府决定东星航空停飞的背景时说,“当然,作为东星航空实际控制人的兰世立,‘闯关出走’也是促使停飞的重要原因。”

  东星航空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吗?

  此时,放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里的一份文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据武汉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彭国元介绍,因为拖欠飞机承租方通用航空的租金,早在2008年12月,通用就曾向法院提出申请东星航空破产清算。但因为当时与中航的重组谈判正在进行,领导打招呼压了下来。2009年3月初,发现兰世立苗头不对后,通用航空于3月10日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请。3月30日,武汉中院正式受理通用航空的申请,意味着东星航空进入破产阶段。

  按照我国《破产法》的规定,对于濒于破产的企业有三条道路:和解,重整,破产清算。彭国元提醒本刊记者注意,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并不意味着东星航空已经破产。实际上,和解不可能,东星航空此时的走向仍有两种,要么引进新投资者完成重组,要么就破产清算。

  根据武汉中院最后的裁定,截至破产申请受理日,东星航空资产总额为3.99亿元,负债总额为10.76亿元,涉及债权人216家。“按照当时的计算,只要重组方能同意投入2亿元现金,先让飞机飞起来,东星航空还有启动的可能。”彭国元向本刊记者回忆,重组的条件并不具备。“只是,谁也不想出钱,债权人想以债入股,老股东又没有资金实力,外来的投资者还不想自己掏钱,而是想做个中介寻找新投资方。”现实一点讲,东星航空和兰世立已成为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不愿蹚的浑水。

  2009年8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裁定,东星航空公司破产。第二年4月9日,武汉市中院判决兰世立犯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认定逃避追缴欠税5000万元。兰世立最终为自己的信用赌注付出了代价。

  初中毕业后,两个哥哥都当兵去了,兰世立没能当上兵,他顶父亲的班去了当地的一个供销社,从营业员干起,据说后来做到了副经理。这栋供销社的楼至今还在,但却物是人非,留下来承包门面的老人也都对他印象模糊了,自从1985年离开后,就没人见他回过这里。

  大哥兰宏旺告诉专程来采访他的本刊记者,他对1985年记忆深刻。那一年,家里刚买电视不久。一天,兰世立来看电视,正在复习准备成人高考的兰宏旺,让他把声音调小点,兰世立有点不屑:“现在都想当万元户去挣钱,谁还去上学啊?”他拍着胸脯许诺大哥:“如果你能考上,我给你1000块钱;如果你顺利毕业,我给你张万元存折。”已经在供销社小有成就的兰世立更认可经商。结果,没过多久,大哥果然考中,兰世立却面露难色地说,这次只能给500块,因为兰世立自己也考上中专了。“他告诉我,是因为跟人打了一架,别人骂他,干得再好,一辈子也只是个小营业员。”

  公信力追问

  2011年12月26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新闻发言人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情况新闻通报会上,回答记者关于“兰世立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有关问题调查情况”的提问时说,根据对兰世立及其家人提供的原东星集团公司10多名职员和举报涉及其他单位的数十名证人进行调查取证,查阅了东星国际旅行社财务凭证1100多本、涉及的10多家相关单位大量资料,调查结果证实,“袁善腊同志不存在兰世立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

曾经的东星航空,现在已不复存在曾经的东星航空,现在已不复存在

  就在湖北省纪委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记者约见了袁善腊,双方的谈话持续了近3个小时,自始至终,他的叙述还算平静和克制。显然,这一事件对袁善腊及家人的伤害匪浅。他反复向记者提到了重塑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对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核实的所谓‘实名举报’进行疯狂的附和,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公民进行无端的辱骂,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对我们公务员的公信力是一个挑战;第二对我们法治的公信力是一个挑战,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要求每个公民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会十分珍惜自己的记录;第三对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也提出了挑战。”

  进入2012年的1月9日,刚刚闭幕的武汉市人代会,袁善腊完成了“裸退”。当地政界人士分析,如果按照正常的路径,58岁的袁善腊很有可能在离开武汉市常务副市长的位子后,前往“人大”或者政协担任副职。但是,他却选择辞去了一切党政职务。“是否跟举报一事有关?”我们就此向袁善腊求证。他笑了笑,说:“关于退休一事,早在2011年6月我就向省、市有关领导做了汇报,我在副市长岗位上已干了12年,经历了三届政府,早已是‘超期服役’。形成正常的退休制度,也是客观自然规律,我不会因为举报事件而改变我的初衷。”

  到采访的尾声,记者提出一个问题:“回看东星航空事件的全过程,如果抛开个人感情,有什么教训值得反思?”他沉思了一会儿,答道:“我在东湖高新区工作期间,对‘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理念比较认同,对园区企业,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促进东湖高新区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还应该更加重视企业信用建设,更加重视追求法制、追求规范。”

  如果站在兰世立的角度去看,政府在其中的影子毋庸置疑,甚至在某些环节上还有用力过猛之嫌。但如果将之放在当时的前因后果中来看,政府的选择,却又极具中国特色。“政府帮企业,初衷是好的,但怎么帮,还缺少更市场化、更专业化的手段,容易留下后患。”不止一位受访的民营企业家和国企负责人都表达了类似的反思。由此看来,被举报的副市长袁善腊,也不过是这一制度背景下的普通一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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