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提出新挑战

　　李文龙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城镇化加速推进，使得城镇人口首超农村，流动人口继续增加。业界专家认为，劳动力资源丰富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当前“人口红利”持续衰减，人口结构出现新变化，给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命题，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

　　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曾经是我国加工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我国经济崛起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在国际分工中成为“世界工厂”，很大程度上依赖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逐渐出现的劳动力供需缺口却让这种成本优势正在丧失。

　　从2009年以来，东南沿海一带的企业和工厂每年年初都会出现“民工荒”和“招工难”，这既是因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又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回流农村。随着现代农业、特色农业发展，一些地区农业生产效益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提升，沿海一带企业的薪金水平、就业岗位已经逐渐丧失吸引力，许多农民工在鼓励创业的政策环境下选择自主创业。低廉劳动力资源的减少使得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去年温州、东莞等地小企业出现了集体性经营困难，原因在于包括人工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逐渐上升。在过去近10年的制造业发展黄金期中，我国许多加工贸易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处于产业链低端，这些弊端被低廉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优势所弥补。但近年人工成本上升，一些利润微薄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新增成本无法转嫁，盈利空间明显压缩。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同样是劳动力供需缺口显现的重要因素。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城镇人口增加2100万人与乡村人口减少1456万人形成鲜明对比。业界普遍判断，随着“刘易斯拐点”临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逐渐提高，人工成本升高是必然趋势，众多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加工贸易型企业必须迈过这道坎，通过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来重新塑造竞争力，这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另外，城镇人口首超农村，还意味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一方面城镇化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投资增长，另一方面，农民进城向市民身份转换，创造出大量的消费需求。但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新生劳动力的就业和住房保障问题随之而来，这要求政府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去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力争使城镇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可见，保障性住房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一种手段，更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城镇化进程产生的巨大住房需求，长远来看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在城镇化初期，新进城务工人员多属于中低收入人群，目前仍是保障性住房的主要需求群体。据住建部统计，去年已开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今年还将建设7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可以预见，保障房入市供应将进入一个高峰。

　　2011年流动人口比上年增加828万人，是人口结构的另一显著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很大部分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专业技能与城镇居民接近，也不打算返乡，而是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去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使进城农民工真正成为城镇居民，必须采取措施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所在地逐步安家落户，又要引导产业向内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近些年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许多农民实现了离土不离乡。此外，还应继续推进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采取必要的制度设计，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同时在城市平台上为进城农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