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百年中国的脉动

　　罗澍伟

　　 天津是一个非常具有地缘文化特色的城市，只要轻轻撩开她那轻柔的面纱，你便会惊异地发现：

　　 她的区位——既靠河又近海——她坐落在朔风呼啸的北国，却不乏江南水乡的妩媚气质。

　　 她的风貌——既传统又现代——她不乏东方的古典韵味，却到处可见舶来的人文景观。

　　 她的历史——既古老又年轻——她从远古社会走来，却在百年前率先登上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车道。

　　 当你漫步在闹市街头，或你徜徉在胡同里巷，甚至你走马观花地在中心市区转上一转，你便会深切地感到，这座城市对于南北风情和中西文化，具有怎样一种强大的亲和力，以及如何巧妙地把古今中外和谐地荟萃在一起了。

　　 在中国城市历史上，天津是个近代才发展起来的特殊城市——她濒临渤海，地处海河与南北运河交汇之处，是大运河北端惟一一座能够通往大海的城市。

　　 “蓟北繁华第一城”

　　 从辽、金时期开始，中国先后有五个王朝定都北京，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是距北京最近的“河海通津”的港口——既能作为海上门户，保障首都的安全；又能作为漕粮的储运中心，供应首都的需求。

　　 明清两代，随着漕运和盐业的发达，天津发展成南北商货的集散中心，被誉为“蓟北繁华第一城”。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天津终于被迫开埠；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迅猛卷入国际市场，发展成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

　　 其实，天津城市经济地位的快速提高只是一种表象，能够在观念形态方面突破发展障碍，使城市具备了经济腾飞背后的文化力，才是根本的原因。近百年来，以文化转型为先导，使天津成长为一座孕育并承载着发展的城市，在中国北方率先形成全方位立体变化的城市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初，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先进与落后两种制度的较量，所谓“中国文物制度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1867年兴建的天津机器局，经过不断投入，“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能以最新式机器制造最新式的火药”。1878年建立的开平矿务局，机器设备先进，经营得法，最终将洋煤从天津市场挤走，成为洋务运动中经营最成功的一个企业；同年，中国近代邮政事业在天津出现。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前，对于铁路、电报均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两件事“大有益于彼，大有害于我”；但是经过天津这一华洋杂处的西方文明窗口的洗礼，态度完全变了——1880年一家外国人办的施医养病院开诊，李鸿章亲往致贺，并为大厅手书楹联：“为良相，为良医，只此痌瘝片念；有治人，有治法，何妨中外一家。”正是这种“何妨中外一家”的思想，促使他在天津组建了中国最早的电报局和第一家铁路公司——1881年津沪电报全线开通，1888年标志着“中国铁路世纪开始”的津唐铁路正式通车。

　　 其实，站在近代中国历史枝头的事件远不止此。在19世纪80年代，天津试制出中国第一枚载人氢气球，建造成中国第一艘潜水艇，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股份制的机械化大型农牧场；长驻天津的直隶总督，指挥着规模和吨位名列世界前茅的北洋海军。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才有了空前的城市成长速度，才有了近代天津的大城市地位。

　　 这种速度和地位，也可由近代天津进入世界的速度和程度来说明。

　　 火车是英国人斯蒂芬森1814年发明的，1825年开始应用，1879年进入天津，与世界相差54年。电报，1837年美国人莫尔斯发明，1844年开始应用，1877年进入天津，与世界相差33年。美国人贝尔于1876年发明的电话，1879年就被天津引进，与世界只剩下三年之差。到20世纪初，世界各大城市相继建立有轨电车公共交通体系，天津环城电车几乎与世界同步。火车、电报、邮政、电话、有轨电车……都是由天津起步，然后才走向全国的。

　　 “开工艺先声”

　　 天津近代工商业和港口贸易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

　　 开埠后，天津城市传统的商业区，逐渐向着有内河港码头依托租界地区发展，自20世纪初，日租界的旭街，法租界的梨栈大街和英租界的小白楼一带成为新的繁华区。从此，北起南运河南岸和海河西岸、南至劝业场和小白楼，成为天津的商业轴。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仅市区范围内，华界有商贸行业14类，128个；租界有商贸行业18类，132个，零售商店合计25400多家；商业的从业人口，仅华界就有75000余人，如果加上租界，当不下10万人，约占全市从业人口的一半以上。

　　 从20世纪初开始，天津的工业快步由国家资本向民间资本转化。经过八国联军的洗劫，近四十年的近代工业发展积累几乎被破坏无遗。为重新打造天津的工业地位，直隶官府建立起工艺总局，带头投资，为的是“开工艺先声，挽利权而便民用”。 由于有了工艺总局的榜样，民间资本大量流向工业，这时官府又制定优惠政策，大批民营企业应运而生，其中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有21家。

　　 在天津的推动下，直隶各府、州、县、厅，陆续开办的小型工厂有70余家。当时，高阳绅士李某利用直隶工艺总局行文各地、倡办工业的机会，“派人来实习工厂实习织机，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之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高阳土布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远销至东南亚、蒙古和贝加尔一带，岁入可达百万余元。报纸评论说，天津大办工艺，各省无不引颈而望，为畿辅开风气之先。在民间流传的谚语中，以“要想发大财，快到北洋来”最为脍炙人口。

　　 天津工商业的快速繁荣，反映了作为中心城市财富的集中，人口的集中和经济实力的集中，也标志着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特定地位已经形成。

　　 “民气为之一变”

　　 这时的天津是输入西方先进思想的窗口，近代的先进思想文化在天津得到升华。

　　 1885年，中国最早培养近代陆军人才的军事院校“北洋武备学堂”在天津创办。1895年，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在天津开学。同年，由严复翻译、并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的《天演论》在天津发表。1897年，严复主编的《国闻报》创刊；翌年，严复以很高的社会声望受到渴望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的召见。

　　 1902年，中国最早的警察制度在天津确立。同年，中国报龄最长、至今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在天津创刊。1906年，中国最早培养政法人才的院校“北洋法政学堂”在天津成立。1907年，天津举行投票选举，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城市自治机构——天津县议事会。 1919年，中国最成功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创办。

　　 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里，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对西方文娱的传播，近代天津也起到先锋作用。

　　 这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运行机制已开始在这里发生变化，中国人已经能够在这里感受到世界文化跳动的脉搏。用积极的态度吸取先进的精神文化，取代那些已不适应世界潮流的腐朽文化，在那时的天津已成为不可避免。

　　 天津开埠后，便有租界之设。租界无疑是旧中国屈辱和痛苦的象征，但封闭的坚冰却由此打破；在那个年代，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中国人要想学习西方、了解世界，摆脱贫穷落后和被压迫的状态，往往还要通过租界这个“窗口”。在很多时候，文明的传播就是在某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

　　 过去的一百年里，在天津，由近代先进文化打造的特殊平台，托举起一座国际化的港口大都市，承载了一部与国家紧密相连的历史，彰显出一种中西交汇、南北融合的文化类型，甚至代表着一个特殊时代的世界脉动。

　　 （作者系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该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