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一个可持续繁荣的天津

　　叶一剑

　　为什么要谈天津的百年沉浮？

　　在我们对在天津超过百年历史中发生的城市兴衰的考察中，可以鲜明地感觉到，其兴与当时国际和国内政经大势对这个城市的选择和青睐直接相关，其衰，亦与当时国际和国内政经大势对其的放弃和边缘化直接相关——尽管这个城市的历史几度改写甚至主导了某一时期的中国国家历史的发展，但更多的时候这是一个被国家大的政经周期所鲜明塑造的城市。

　　今天，在中国乃至全球正在经历新一轮政经周期变迁的背景下，天津本轮的繁荣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内实现持续？

　　而且，我们关注天津沉浮另一个直接背景是，几乎每一个国家区域经济分布中，都有一个发达的首都经济圈或城市群，中国能否同样完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首都经济圈或城市群的构建，一个可续繁荣发展的天津，显然是必要条件之一。

　　对于京津冀地区整体发展来说，与一个可持续繁荣的天津同样重要的是良好地协调互动发展的京津城市关系的诞生。

　　10年前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的全国政协委员穆学明，提出了“京津合并”的提案：“将北京和天津分别设立为特区，现有行政级别不变，在两个特区之上设置大区政府，行政长官可以是国务院副总理级别”。

　　“京津合并”，不但今天，就是在当时，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构想。这个当时作为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的“专业人士”，为什么会提出这一后来被很多人评价为“很不靠谱”的构想呢？

　　10年后，我和我的同事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穆学明，他当时提出这一构想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如果要对中国首都地区的发展给出解决思路，必须从大区域发展的角度思考两个城市的发展规划。而且，其提出的这一设计不仅在当时并非不现实，在今天也依然值得研究和探索。

　　可以预见的是，在国家进行首都经济圈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如何表述京津两个城市在这一地区发展中的定位，以及两个城市在这一地区发展中的竞合关系，将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

　　作为该地区最重要两个城市，京津是最应该密切合作，这不但涉及各自城市发展成败，也将直接影响地区整体竞争力提升。单从城市交通枢纽建设而言，如果京津资源可以打破壁垒、充分互动起来，首都地区将可以构建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和最高效的全球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航空、港口、铁路、公路与城市高效互动，辐射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势必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城市格局和城市群格局都最具影响力的地区之一。现在的情况是，北京缺港口，天津缺航空资源和辐射更广范围的铁路资源。

　　当然，两个城市的互动，不仅仅包括京津城际高铁、京津塘高速这样的交通设计，甚至不仅仅是产业搬迁和承接这样的生产要素配置的互动，两个城市居民在心理上对隔膜的打破，更为重要。而我们对于天津百年兴衰的考察中，也隐约地感觉到，直到目前，在经历了长期的被边缘化以后，对于更多的天津人而言，都依然处在消融多年的失落情绪的阶段，天津需要可持续的繁荣来重树天津的自信和包容。北京也同样如此。

　　在我们看来，两个城市的融合之路，并非寄望于通过在两个城市之上设立更高的协调机构，而更应该通过两个城市在官方和民间等多个层面达成协同发展共识前提下，由下而上推动。这是两个城市官方和民间在国家针对这一地区发展的具体战略规划出台之前首先需要思考的。

　　期待一个可持续繁荣的天津，期待京津两地能够超越竞争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