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的前路：远离行政模式 重塑公信力

作者: ■本报记者白璐

　　

面对全社会对于“中国慈善事业该往何处去”的思索和讨论，公募基金会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聚光灯下，作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虽然过去披着神秘的面纱，但现在，幕布已然拉开，历史的舞台上会上演一场怎样的表演，众目睽睽，拭目以待。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以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建立为标志，拉开了新时期公募基金会的序幕。在近30年的时间里，公募基金会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序到有序，从立足国内到面向世界的成长过程。现今，我国公募基金会已有1000余家，还呈迅速发展趋势。

　　但当非公募基金会以及草根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后，公募基金会一枝独秀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社会资源被分解，项目优势在弱化，同业竞争在加剧，生存和发展危机在显现。在过去一年的种种质疑声中，公募基金被迫进入了转型时期。

　　回放一下去年公众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河南宋庆龄基金会、青少年基金会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等几个组织，对他们的捐赠透明度以及运作方面提出了种种质疑。

　　实际上，公众的质疑恰恰是慈善进步的重要源泉，一个社会大变革大发展，往往就是在质疑声中前进，从结果来看，慈善终于从边缘进入到公共生活的中心，开始了特殊的普及化与专业化的道路。

　　我的善心我做主

　　“目前很多公募基金会还是运用行政口号、动员式地做慈善。”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指出，过去的种种质疑，从本源来说，是大众对动员性捐赠的不满，大家越来越反感这种自上而下命令式的捐赠，事后又得不到任何回馈和解释。

　　王振耀呼吁公募基金会应该改变用政府的行为方式来做慈善，培养现代化的公募手段，靠自己的信誉和优秀的慈善项目来吸引大众捐款，让捐赠者感觉为其捐赠是一种荣耀而不是负担。

　　“这10年，我在民政部就负责动员式捐赠，作为司长，每年大灾的捐赠都组织、参与，但我很清醒地感到这个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我问了很多朋友，如果政府再号召捐赠，你捐不捐？他说，你别来这一套。”曾任国家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在这一点上感触颇深，“这是不得了的一种变化，就是说我的善心我做主。”

　　王振耀指出，公募机构不要把立足点还放在动员式的体制上，因为动员式的体制在大家质疑声中不灵了，要转向现代法制型的体制，不是再依赖政府动员捐赠，而是要真正植根于社会，让大众的捐赠得到充分的尊重。同时，捐赠要迈向国际化，比如会员化、社区化、项目大型化。应该让大型公募组织真正建立起来影响社会，特别是社会政策的大型项目，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

　　有竞争才有发展

　　“中国的基金会太少了，根本谈不上专业化。”王振耀认为慈善领域应当引入竞争机制，让慈善组织也能优胜劣汰。“我国公募基金会的门槛其实还是相当高的，引入竞争机制，实现起来就是要放宽慈善机构的申请注册门槛，让更多的慈善机构能够准入。”

　　去年轰动一时的壹基金转型公募，在王振耀看来，作为中国首家成功转型的民间公募基金，壹基金的公募化不但对于自身发展意义重大，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公益慈善的生态格局，有望开启一个富有活力的公益新纪元。这标志着一种和平竞赛的时期到来了，大型公募基金会和新型公募基金会的竞赛开始了，看谁更有效率，看谁对大众服务得更好，谁的发展就会更好。

　　另外，不论是公募或非公募，每一个公益组织都应该尽力建立起自己的信息披露、自我评估、信用评价等体系，这是自身公信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大家对公募基金产生信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值得所有人一直去努力的过程。”王振耀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