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以财政透明 为基开征财产调节税

　　郭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报告称，如果欧洲因为债务危机出现超出预期的经济衰退，中国应对进一步通过财政投入来刺激经济有所准备。IMF的应对方案建议中，包括认为中国政府要利用财政扩张刺激而不是货币扩张刺激措施、要继续对企业减税以及大力扩充保障性住房等，有切实价值；而补贴大件商品消费则是不改变实际问题、浪费有限财政资源的低效方式，价值有限。

　　其实，无论欧洲经济是否受债务危机影响而深度衰退，中国自身的结构性经济矛盾都已经要求中国要积极调整财税制度，来获得转型期间可能将持续数年的财政投入刺激能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尼古拉斯·拉迪在其最近的书作中表示，中国当前继续扩大财税收入的空间很有限。但渣打银行王志浩则在评述拉迪的研究笔记中点出，中国的税收开源其实仍有空间——现在中国几乎没人申报住房出租的租金收入，也没有资本收益利得税和遗产税，这在其它国家是理所当然要（按年度收益）征税的；中国高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要比中等收入群体的税率低出很多，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学者史宗瀚近日估计，中国1%的最富阶层的流动资产和房产价值达2万亿美元至5万亿美元、即12万亿到31.5万亿人民币之巨。而2007到2011年的4年间，中国家庭部门银行存款从18万亿增长到33.3万亿，存款在4年间增加了15.3万亿元。历史上每一次信贷短时间内巨量扩张制造的财富，往往都集中在了少数人手中，这一轮存款剧增显然也不是多数普通家庭收入增长的结果。

　　拥有最高收入和财产阶层的税收问题，不仅仅是税负公平问题，更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前景问题。在被誉为资本主义最后一个科学的保卫者凯恩斯那里，中国边际税率最低的富豪阶层以及金融业的贵宾服务所面对的阶层，恐怕都要划进rentier这一食利阶层里。凯恩斯在《通论》中维护支持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企业家阶层的创造和经济发展价值，也指出了那些财富太大、生活在利息和股息上的食利阶层（广义上也应包含食租阶层）对经济增长和社会普遍福利发展的负面破坏作用，要求国家要对这一阶层进行约束和限制。而低利率，在凯恩斯那里不仅是将食利阶层的金融资本引入实业创造的办法，也是一种收入分配制度，即由公共部门限定的低利率来限定食利阶层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收益占比。

　　当食利阶层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社会阶层（金融利益集团只是表象）后，对其的限制和管制，包括限定利率、限定金融混业、衍生投机和财富调节税等就都可能会被冲垮。食利阶层所代表的收入分配矛盾反过来再影响到经济生产层面，就是资本积累过剩和产能相对消费能力的过剩矛盾。

　　中国现在开征财富调节税的困难，在于各级政府财政开支的公开程度和透明程度的缺乏，令征税本身缺乏伦理和法理依托。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在逐年加大财政预算和决算公开的同时，把新开征的财富调节税收入全部投入到以农村“新农保”、城市“城居保”为代表的城乡养老保障中，并把财富调节类税收专项使用情况完整公布，以“专收”对“专支”，来满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