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工厂”的渊薮

　　唐学鹏

　　 富士康的“17连跳”自杀事件以及成都火灾悲剧震惊世界，由于富士康是苹果公司重要的供应商，苹果公司不想被别人指责为“血汗工厂”，它委托第三方公平劳工协会（FLA）调查富士康。FLA的调查结论尽管没有完整公布，但据说还算正面。它认为富士康的工作环境比中国其他地方的服装以及其他行业工厂好得多。富士康不存在“奴隶般”恶劣的工作条件或者压迫，而是工人们觉得重复和枯燥、与世隔绝、缺少交流。简单地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而是“孤独工厂”。

　　 FLA将在3月上旬发布一份详尽的报告，既是对富士康的评估，也是改善性建议。不过，由于富士康的“最初的一跳”至今历时已经好几年，富士康已经在舆论强烈干预和社团愤怒介入下不断整改，比如改善了工作流程、增添了休闲设备、开通了心理热线等等。可以说，FLA目前的调查没有考量“过去”，而是更充分体现富士康这些年的整改成果。

　　 从目前招工的火爆场面，侧面证明了富士康并不是残酷的“血汗工厂”，它似乎没有奴役和失信，这的确好过很多中国企业——比如小煤矿，或者老板经常卷款而逃欠付薪资的建筑公司、玩具公司。FLA的人说“物质条件不错的富士康太安静了”。这句话很有意思，既有可能是工人们在流水线上高强度工作，没有任何时间交流，就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工人也变成机械流水线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工人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不是以团队的方式分配——像丰田汽车的科层机制一样，而是以个体岗位的方式分配，就像政府大院前站岗的士兵一样，他们不需要相互认识，因为他们的上岗下岗是独立的。

　　 这种人力分配方式同富士康所附身的IT全球产业链特性密切相关。像日本汽车行业，比如丰田，存在着“课”“系”，他们其实作为一个团队，镶嵌到公司整体，承担着数十种环节的工作，它们是“分子型”的，他们之间要相互交流和设计团队内部事务。而IT全球产业链的细分程度跟汽车行业相比，已经到了叹为观止的程度，甚至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产业或者单元，在这种无限细分的产业链下，人力资本分配根本无需采用团队模式，只需要接受个体岗位模式，每个人会被制定干某种活，干完了检验合格了，就可以离开，交给下一个“上岗者”，它们是“原子型的”，他们被超强性地无限分割了。富士康又将这种人力分配模式的规模做到极限，于是，几十万人的“超级孤独工厂”诞生了。

　　 这种状态其实有丛林资本主义、福特时代的影子。指令性的控制、残酷的监督、三班倒的流程……这让人想到了东欧社会主义工厂的特征。乔布斯生前曾解释为什么苹果的供应链不能放到美国，一个是成本原因，这众所周知，更重要的是，如果要临时修改点啥，美国人会很慢，而富士康则非常高效，因为美国已经完全走出了这种管理时代，美国的工会会将资本家的急性要求撕得粉碎。

　　 要知道，东欧社会主义工厂在过去一直同高自杀率相关，跟富士康相比，尽管工人会用懈怠来对付，但自杀率还是还高，因为规训的强制惩罚让他们心烦意乱。比如匈牙利在1980年代初就创造过人类历史上的纪录，10万人的自杀人数达到了46.1，工人自杀是相当抢眼的。在东欧解体前，俄罗斯、波罗的海诸国和东欧都在自杀率上面遥遥领先。

　　 随着很多国家走进后福特主义管理型社会，东欧社会主义工厂式的自杀占比也不断下降。传统的自杀的社会经济原因是如失业、贫困、无家可归、歧视等等，现在上升最快的是社会隔绝。人们不是害怕自己养不活自己，而是害怕自己孤独无人理解。而年轻人由于心理波动很大，则成为该因素的自杀主体。例如以“御宅文化”著名的日本和韩国，其全球自杀率上升到2和7，10万人中的自杀人数保持在30左右，年轻人的迷茫和不成熟是“重要的祸因”。北欧的自杀率也比较靠前，此前很多人说是福利国家让这些国家的国民感到无聊，所以他们选择自杀。但芬兰和瑞典开始降低税率削减福利的时候，自杀率反而有所上升，现在人们觉得这可能是季节因素，因为80%的自杀发生在极夜季节（昼极短夜极长）。

　　 中国的自杀率根据2010年数据，大约是10万人中自杀数是22.23，全球第9。就年轻人的自杀情况而言，增长最快的是大学生和工厂工人。强制规训、隔绝孤独对于工人自杀来说，是主要原因。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工厂是全球极少数还在继承东欧式工厂文化的。相比之下，尽管印度人数也非常庞大，工厂规模也不断上升，但印度工人自杀率却非常低，因为他们有工会，有各种在厂内形成社会资本的组织，印度的自杀率全球排名43。

　　 IT全球产业链特性、东欧式工厂文化、厂内无法建立有力的工人组织，再加上自杀上的模仿效应”（维特效应），使得富士康式“孤独工厂”也不能说是远远优胜于血汗工厂。人不是机器，人也不是完全靠报酬来确立自己的价值的，人的价值是多元的，而且是变动和相互权衡的，他愿意再牺牲一点报酬来赢得更多的社会网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