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的价值

　　刘玉海;叶一剑;黄赟

　　2月14日“情人节”，90高龄的吴良镛先生又一次登上领奖台，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中国最高的科技荣誉。

　　或许只有很少人能确切知道这是他第几次获奖。在过往岁月中，从国内的首届梁思成建筑奖、陈嘉庚科学奖，到亚洲建筑师协会设计金奖，再到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世界人居奖，回顾其人生已有的90个春秋，一路上可谓荣耀相随、辉煌备至。

　　但是，这次获奖无论是吴良镛先生本人还是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界的同仁，都认为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获奖。吴先生在获奖后接受媒体访谈时称，这个奖项颁发给其本人，让其倍感荣幸的同时，更是说明人居环境的研究作为一种科学学科获得了国家和科学界的认可，这是整个行业的荣幸，“名誉落到了我的身上，我感觉责任重大”。

　　“吴老获奖是行业之大幸，非清华大幸也非他本人大幸，对清华对他本人只意味更大压力更大责任，吴老获奖最大意义在于科学界第一次认同城乡建设人居环境是科学，而不是小圈子的经验之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尹稚公开表示。

　　尹稚说，“吴老最大贡献不是‘杰出建筑师’，而是他最早提出人居环境科学，倡导面对复杂的城乡建设问题要通过跨学科的科学共同体和跨行业的职业联盟来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放任人居环境恶化”。

　　吴良镛先生所有的学术成就可谓都建基于他毕生对建筑学的贡献。从建筑到城市规划，再到人居环境，从建筑学到广义建筑学，再到人居环境科学，他说，他一直在寻找中国建筑传统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他最满意的作品永远是下一个。

　　“人居环境科学的探索依然在进行中，中国的城市建设的道路，是整体的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一部分，是一个蜡烛”，吴良镛先生说，在这一道路的探索中，需要学界以及有见识的官员一起努力和实践，以赢得更光辉的未来。

　　在本次获奖前夕，吴良镛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明确表示，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众多身份和角色中，其对作为中国建筑和城市规划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最为看重。背景之一就是，吴先生认为，中国建筑文化底蕴是相当丰富，但中国建筑的遗产并不是很深厚。现在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的建筑和好的城市没有共识，这与老百姓的建筑修养有关。

　　当然，与吴良镛先生所获得的荣誉和认可同样多的是，在其过往职业和生活经历中，其并非没有遗憾，也不缺少批评、被批评以及误解，虽然最终收获最多的仍然是认可与尊敬。

　　吴先生很坦诚的告诉本报记者：历史会对他的主张和批评给出公正的评价，并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到国家现实变革中，这条路是对的。

　　学术开创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世界人居学会主席……吴良镛拥有一长串耀眼的头衔，但当记者问到，“在这些身份中您最看重的是什么”时，他平静地回答说，“我首先是个教育工作者。”也因此，吴良镛最珍视的成就是他所开创的人居环境科学。

　　在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并成形之前，一切从建筑开始，并与中国近现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学大师梁思成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92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他，家境普通，生活艰难，曾目睹收账人揭走自家屋瓦。“从家里开始，就看到居住条件给生活造成的困难。”吴良镛说，这促使他学建筑，去解决居住的问题。

　　其后持续不断的战火，更使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居所造成的破坏，亦坚定了他投身建筑的志向。

　　1944年，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吴良镛，曾参与滇西作战，抗战胜利后重建提上日程。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建筑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这一课题不仅贯穿吴良镛的一生，也是几代建筑学人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不过，当时处于这一问题前沿的不是吴良镛，而是他的师长、应邀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工作的梁思成。围绕着北京城的拆与建，构成了这位中国建筑大师晚年最重要的事业，也留下了他终生的遗憾与悲剧。日后，吴良镛也将面临同样的课题。到改革开放之后，吴良镛才被推到“中国建筑走什么道路”的最前沿，尤其是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以后。

　　对此，吴良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自己的答案——Modern and Chinese（既要现代，也要中国）。但如何做到“既现代又中国”？吴良镛提出的方向是走科学道路，到1989年，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广义建筑学”——建筑不仅仅是工程，也是艺术、人文、社会……

　　吴良镛将形成“广义建筑学”理论的过程称之为“顿悟”。他从陕西临潼考古发现的姜寨聚落遗址中领悟到：聚落虽然由房子组成，但构成这个聚落的主要还是社会、是家庭关系带来各种社会要求。“从聚落看建筑，就从房子的概念扩展到社会的概念。”吴良镛说，“那么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也是一个聚落的发展过程，它包含社会内容、社会结构、社会背景。其中，人是最根本的。”

　　就在吴良镛提出“广义建筑学”不久，1992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提出的“21世纪议程”已经将建筑、“人类住区”扩展成八项内容。吴良镛遂将“广义建筑学”扩展到人居环境科学。

　　“人居环境，就是人、建筑物乃至于自然环境，是相互协调的一个住所。”吴良镛说，“人居环境，首先讲究秩序；从时间上讲，怎样前后相匹配；从地域来讲，每个地域有每个地方的特点；从环境来讲，要宜居、适合人类居住。”

　　规划实践者

　　对公众而言，相较其学术思想，吴良镛的建筑、规划实践——“菊儿胡同改造”和“大北京”规划——要更广为人知。

　　菊儿胡同41号院，原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南锣鼓巷地区典型的破旧居住院落之一。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1976年唐山地震后，院子里逐渐盖满了小棚小房，几乎没有转身之地，危房、积水、漏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居民。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吴良镛选择了位于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边缘的菊儿胡同作为试点，将旧城保护、危房改造等多项挑战性任务汇集在菊儿胡同的规划设计项目之中。

　　吴良镛和他的团队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了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小区工程，精心的设计保留了原有树木和北京传统四合院格局，二、三层小楼白墙黛瓦，与周边老房子浑然一体。

　　菊儿胡同刚刚完工，就被当时在北京召开的一个旧城保护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所认可。其后，又在1993年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和世界人居奖。“从房子的设计来说，菊儿胡同颇费心思，但最复杂的是在这么一种历史文化环境，采取这么一种小规模改造方式，为政府、居民和各方利益相关者所接受，而且还具有持续的生命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说，吴良镛先生“菊儿胡同的试验”“找到了在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旧城更新及保护和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一条道路：‘有机更新’——虽然不是唯一的一条。”

　　1970年代末开始、至今还在延续的“大北京”规划研究，则完全是吴良镛基于热忱和社会责任的一项长期学术攻关活动。

　　1999年，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有包括两千多位外国建筑师在内的六千多人参加，堪称国际盛会。那时的北京，尚不像今天这般为“大城市病”所苦，但作为这届大会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吴良镛在会前考虑到“当外国建筑师、规划师来北京，问北京未来怎样发展时，我们该怎样回答？”“北京在1999年那个时间点上，和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城市差距有多大？主要差距在哪儿？”

　　针对这些问题，吴良镛在这次大会的一次报告中提出了他“大北京”规划的思想，并在会议期间展出了自己的规划方案。

　　“所谓‘大北京’规划，就是从一个大的范围里来研究北京的问题。”吴良镛说。

　　他的这份规划以“一轴三带”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格局，来解决区域分割、城乡分立问题，指导京、津、冀三地统筹发展。尽管吴良镛的这个方案并没有出现在会场最醒目的位置，仍引起众多与会者的兴趣，也赢得世界建筑学界的尊重和好评。其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在媒体报道后深入人心。

　　在毛其智看来，“吴先生的理想是宏观和多层次的”——从建筑学到广义建筑学，再到人居环境科学；从菊儿胡同的建筑设计到“大北京”规划研究，外延一直在不断扩大。

　　最专业的反对者

　　也是在1999年的这次建筑师大会上，吴良镛负责作大会报告，起草了《北京宪章》，并获大会通过，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世界要听到中国的声音，中国人应该在一些世界的相关事务中有其发言的一席之地，‘文革’前，代表中国建筑师在国际上发言的是被称之为‘南杨北梁’的梁思成先生和杨廷宝先生；改革开放之后，谁能在新时代站出来向世界发出中国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声音？”毛其智说，“我认为，吴先生在这一点做的十分出色。”

　　实际上，比起在国际建筑界代表中国发言，吴良镛在国内一系列大型建筑事务的发言要远远引人瞩目得多。从国家大剧院到央视新大楼，他都激烈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当记者向吴良镛询问他在上述工程评审中的作用时，他说，“我自己不敢说，这些事得历史来给我打分数。”但他坦言，自己作为一个教书先生、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现实变革这条路是对的，“至于能做多少，在什么条件下做得怎么样，那就比较复杂了”。

　　在吴良镛的学生和长期工作助手毛其智教授看来，吴良镛并不是个保守的人。他热情、开放、包容，甚至在一些方面称得上前卫：他强调人居环境科学的多学科参与，他在做“长三角”规划研究时将清华、同济、东南大学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他推荐同济大学的世博会规划方案，赞同其建筑规划学院院长担任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他对计算机技术、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建筑节能技术等科学前沿都充满兴趣……

　　“吴先生是在新式教育下成长的一代。”毛其智说。吴良镛1922年出生——那时民国已经成立十多年了，共产党已经诞生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北伐完成了，民国政府巩固了，抗日战争也爆发了；他上大学时的教师多是留学海外——因为现代建筑学、都市计划学的老一代教师，基本全部是海外学人，“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风格的建筑教育”。1948年，吴良镛在梁思成的推荐下前往美国匡溪设计学院，师从国际建筑规划大师沙里宁。

　　这样的吴良镛，何以频频以反对者姿态示人？

　　“吴先生总体还是宽容的，但他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使得他对一些妄自标新立异的建筑不太认同。”与吴良镛有师生之谊、相知甚深的毛其智说，“但他更不认同的是政府的一些做法！他反对的是一些官员，用老百姓的钱去满足个人、或者利益集团需求的做法！”

　　在毛其智看来，吴良镛所反对的是大搞楼堂馆所和“形象工程”，而吴一直希望的则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新的时代中得到表达，亦即他所谓的“新与旧的结合”。

　　吴先生的遗憾

　　毛其智将吴良镛这些反对的努力，比作当年梁思成在反对拆除北京历史古建筑和古城墙中做出的努力。但他们师生二人同样遗憾、同样多少有些悲剧色彩：北京城墙最终拆除了，造型奇特的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大楼还是在一片反对声中建起来了。

　　这不是吴良镛唯一的遗憾——尽管他成就非凡，是中国唯一出任国际建协副主席的学者、尽管他被建设部誉为“最倚重的学者”，甚至可以说，遗憾就像荣耀一样始终与他相伴。

　　1950年底，当吴良镛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他已错过了清华建筑系在新中国早期最重要的两个活动：国徽设计和规划北京的“梁陈方案”。

　　时隔50年，当吴良镛在本世纪初再次拿出自己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大北京”规划时，也依旧不能完全付诸实施，不仅是北京，也包括天津，还需要进一步的统筹协调。在这一过程中，吴良镛持续不断地修订他的方案。时至今日，他还在敦促他的团队早日完成“大北京”规划的第三期研究报告。

　　在毛其智看来，“学术界做‘大北京’规划，有它的基础理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当实际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所谓规划，就是看未来的事。”

　　在建筑设计方面，除了菊儿胡同改造，吴良镛亲自设计的建筑项目还有曲阜孔子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新校区等项目。“如果吴先生向开发商屈服的话，开发商能给他更多的利益，让他有更多建筑实践的机会。”毛其智说，吴先生原则上不跟开发商打交道——即便很多人还是清华建筑系的学生。

　　即使是给吴良镛带来最多荣誉的菊儿胡同项目，也一直争论不断。当时，一些欧洲学者曾认为，菊儿胡同的建筑设计标准过高，最贫困的百姓承受不起——这后来被事实所证明，很多老百姓在计算房价后，把自己原来菊儿胡同那一套住房出让，在离市中心远些的地方换更大的房子。而一些港台和东南亚的学者说，在这么好的地段做这种大众住宅，标准太低了，不能获取最好的商业利益——这在后来也被证实。

　　较之这些批评，国内有的建筑界同行从一开始就只是将吴的“菊儿胡同的试验”当做一般稍好的建筑。在菊儿胡同第三期计划无法付诸实施之后，更有人说，菊儿胡同没有典型性，别的地方盖不了；等等。

　　在吴良镛看来，这样的批评成了钻牛角尖，而忽视了根本的问题。“菊儿胡同是一个创作试验，不同地方根据它的条件、根据当时的问题，能够在当时当地的环境里得到发展、创造它的特色。”

　　未了清华缘

　　无论扮演何种角色，无论是荣耀还是遗憾，都难以避开吴良镛的舞台——清华大学。

　　在大学学习期间，吴良镛发表在油印校刊《建筑》上的一篇题为《释“阙”》的文章将他与建筑大师梁思成联系在了一起。此前，他只是听过梁思成的课；此后，梁思成先在1945年邀请吴良镛协助他在“战时文物保护委员会”编辑《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继而又邀其协助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

　　“和梁先生在清华工作，对我的事业、人生，是一个新的起点。”吴良镛说，“我个人也没有辜负梁先生的厚望”。

　　在清华短暂工作两年后，1948年梁思成将吴良镛推荐到美国匡溪设计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在这里，吴良镛的毕业论文是中国古代城市设计研究——在中国成长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仅靠建筑不足以解决居住问题，他将兴趣部分转移至城市规划，并获得梁思成的支持。沙里宁对吴良镛最重要的影响是对他坚持建筑中国道路——现代化而不失中国文化传统——的欣赏与支持，吴良镛说，“我后来一辈子坚持这一点跟沙里宁的支持也很有关系。”

　　1950年底，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吴良镛开始“反哺”清华。他和北京农业大学的汪菊渊先生一起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办了造园组，即而后的风景园林专业，他为建筑系的美术课教学延聘了著名的美术家吴冠中、常莎娜，他组织编撰了中国第一本城乡规划教科书，并参加了长安街规划、长沙火车站、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图书馆的建筑设计。

　　但在毛其智看来，这些亮点都远不及“文革”结束后吴良镛正式出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当时邓小平找清华大学校长刘达谈话，第一段就讲清华大学最好的系是建筑系，要把它办好。但这个邓小平眼中清华最好的系，1977年还被当做封资修专业而不许招生。

　　“吴先生当时的任务是重建清华大学建筑系。”毛其智说，尤其是在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以后，更被视为清华建筑系的奠基者之一。从清华建筑系发展到后来的建筑学院，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重大决策，吴良镛都积极参与且发挥重要作用，清华建筑方方面面的发展——教学科研队伍的组织、带头人的选择、实验室的成立——都渗透了他的心血。尽管他在1984年就已卸下建筑系主任之职，但直到今日，清华建筑学院的许多重大决策，也依旧会听取他的意见。

　　吴先生自己有时也会说，“建筑系是我亲手抱大的”。而这背后亦代表了其对中国建筑和城市规划教育的一生倾心，对中国传统建筑现代化之路所需共识的探索，以及自梁启超先生、梁思成先生以降，对于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国家道路探索的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