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透明社会有多难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要求，人民法院审理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且一律予以公示。公示地点为罪犯服刑场所的公共区域。有条件的地方，应面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最高院的这个要求表明，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公示制度，将在监狱系统全范围铺开。此前，已经有不少地方也推出了公示制，试图让司法裁判权在阳光下运行。最高院的这个规定，将地方性要求提升为全国性要求，并通过开庭审理，拓宽了监督的渠道。

　　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为什么需要公示制度？理由很简单，减刑、假释案件实在应当“晒足阳光”。近年来，减刑、假释案件一直采用书面审理方式，这种不公开审理的特点容易让人产生“暗箱操作”的合理怀疑。不必讳言，过去在监狱系统中，也的确出现过个别问题案例。

　　一些地方开始尝试执行的公示制，对于遏制减刑、假释案件中可能的“暗箱操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公示的本质，即是追求透明。司法领域一旦透明起来，桌子底下的事情就不太容易操作了。这也正是减刑、假释案件须开庭审理且须公示让人期待的原因所在。

　　透明是个好东西。透明，意味着特定群体的知情权能够得到满足。如果减刑、假释案件不透明，有大量的“暗箱操作”行为，那么法律的严肃性与公正性又如何能够得到保证？透明的司法，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无疑，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司法领域的透明，是法治精神的真正体现，其意义极其重大。

　　当然，司法要透明，财政也要透明，财政收支不透明就意味着政府不透明，而不透明也就意味着与越来越精明的民众关系不可能和谐；司法要透明，慈善也要透明，过去两三年间中国慈善领域发生的诸多事件，都在充分表明，不透明的慈善业最终是要走向消亡的。

　　其实，不单是财政领域，不单是慈善领域，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更为透明。一个透明的社会，是该公开的信息必须公开，不该公开的部分划归私权领域，充分保护起来。一个透明的社会，是健康的，是大大增加社会能见度的，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阳光驱逐黑暗的社会。

　　司法领域要透明，社会组织要透明，这都没有疑义，但显而易见，政府的透明仍是重中之重。这里的透明之意，至少包含了两重意思：一是政府信息的依法公开，二是信息的透明和自由的交流——这会有效阻止不当的公共治理。也唯有如此，一个社会中才能到处可见真相，而不是迷雾重重。真相并不意味着带来恐慌，恰恰相反，谣言止于真相，恐惧止于真相。

　　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建立合宜的法律体系，明确政务公开的原则及违法者的责任，明确知情权的对象、知情权的范围与内容；规定公开的方式、形式与程序、步骤。现在的问题在于，信息公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执行不到位。执行中的问题，导致信息公开之路显得漫长。

　　同时，多元化的利益博弈在为社会带来无限活力的同时，也带来复杂矛盾。为保证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公共协商变得日益重要。在公共协商中，基于平等、理性、公开、求同存异原则所进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必不可少。这正是一个社会实现透明的另一个要求。来自民间社会的追求信息透明的努力，可以促使政府更有效地履行其本分职能。

　　因此，最高院关于审理六类减刑、假释案件，须开庭审理且予以公示的要求，值得为之鼓掌。建设一个透明社会有多难？说难也难，说易也易。难就难在总有人为利益驱使而遮蔽阳光，选择阴霾；而称其易，其意是指，只要去做，日拱一卒，终有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