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民告官执行难要修法更要执法

　　□ 叶祝颐

　　2月21日上午，《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形成。在专家论证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员出席并听取了专家的意见。针对民告官案件难执行的现象，建议稿对拒不履行判决的行政机关加大了处罚力度，从目前的每天50元至100元提高到每天500元至1000元。行政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拒绝履行赔偿的，法院可以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账户内划拨；账户存款不足以划拨的，可以直接查封、扣押和拍卖该机关财产。

　　众所周知，司法是“终极救济”，是民众维权的最后一道防线，民众穷尽办法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诉诸法律，才会“告官”。法院判决本应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特别是行政机关更应该配合法院执行，维护政府公信力。行政机关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司法权威，使依法维权成了奢侈品。

　　《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直面民告官案件执行难的现象，对拒不履行判决的行政机关加大了处罚力度，行政机关当老赖还面临财产查封、扣押、拍卖的严厉处罚，体现了对行政诉讼案件的重视，有利于督促被执行的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增强执行威慑力；消除机关老赖们的侥幸心理与对抗情绪，维护司法公信力。

　　但是，换个角度看，民告官案件执行难，除了法律不健全，处罚力度不够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少执行难的案件背后闪动着权力的魅影，由于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作怪，权力干预法院执行的情况不在少数。

　　法院虽然具有独立审判权与执行权，但是在现实制度语境下，法院的人财物配备都有求于地方政府。对于涉及政府的案件，法院不便也不敢强制执行。因此，除了完善《行政诉讼法》，对拒不履行判决的行政机关加大处罚力度，授予法院查封机关老赖财产的尚方宝剑以外，关键要斩断非法干预法院执行的权力黑手，把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

　　为了打破法院对民告官案件“执行难”的僵局，不少地方都在想办法，此前不少地方法院还掀起了“反规避执行风暴”。有的地方还对执行难的民告官案件实行“一把手包案制”。河南商丘、驻马店、信阳等市的市委书记自发承包执行难案件，结果市委书记承包执行难案件，效果立竿见影。河南柘城县委拖欠当地群众8年之久的印刷款很快执结；法院数年执行不了的县委老赖，市委书记一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毋庸置疑，市委书记“包案”执行，对于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减轻法院的执行阻力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领导“包案”并非法院执行案件的正常路径。领导工作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他们的主要精力肯定不能放在帮法院执行案件上面。领导给下属“打招呼”、“下命令”，执行几个有代表性的民告官案件倒还可以，面对那么多难啃的机关老赖骨头，领导不可能事必躬亲，一一包办。事实上，除了领导亲自过问、督促的案子以外，许多权力干预造成的“执行难”案件特别是民告官案件成了疑难杂症。再说，领导干预法院办案本身也不合法。

　　治病先要探源，权力干扰造成的法院执行难，到底难在何处？从长远来看，让法院人财物独立，预算单列，摆脱政府的束缚，执行民告官案件真正做到铁面无私，应该是治本之策。但是，在当前制度语境下，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退而求其次，加强权力约束，减少权力对法院办案的干扰，督促机关老赖遵纪守法，也是现实选择。比如，河北省曾发文严查党员、公务员非法干预法院执行，显示了权力自觉意识，对非法干预法院执行者具有警示意义。如果执政为民的理念真正深入“官心”，权力运行机制健康，监督问责机制健全，相关问责规定得到认真落实，干扰法院执行的权力磁场逐步被法律制度的力量消解，民告官案件执行难、权大于法的执行现状将有所改变，司法公信力也会逐渐得到公众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