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缘何习惯被管着

　　邓聿文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谈到，如果用一个字界定中国社会，非“管”字莫属。

　　这个“管”字选得好，若要它当选去年的“年度汉字”，也非常合适。因为我们看到，在什么东西都“涨”的情况下，“管”也随处可见：买房被限购、贷款被限制、食用油等某些重要商品的价格被限价，等等。

　　当然，《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在谈到“管”字时，并非针对去年价格管制的情况，而是着眼于中国社会的一般状况。正如作者所说，哪里需要行使权威，“管”字就在哪里出现，这充分体现在诸如“管理”、“管辖”、“管制”、“管家”等词中。例如，要解决问题，中国人第一句问的话便是“这归谁管？”除了官府流行“管”外，“管”字还出现在日常对话中。你可以告诉一个好事者“别管闲事”，或者说句“我不管了”，以示事不关己。作者最后认为，在“管”及其组成的词句中彰显着对无序社会一种淡淡的焦虑，“没有人管”暗含着不赞成甚至恐惧的意味。从这段引述中，可见这个老外对中国社会的本质还真是非常了解。

　　中国的确是个喜欢“管”和被“管”的国家。官员就不用说，“管”字当头，什么事不好办，要贯彻执行下去，首先想到的就是“管”。老百姓也已经习惯用“被管”的思维来处理事情。打个简单的比方，路上遇到堵车——这种事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司空见惯——很少或从来没见到司机或乘客下去疏导交通。大家宁愿焦急地坐在车里，等交警姗姗来迟处理。或许也有个别司机或乘客想下去疏导，但一旦这样的想法说出来或冒出来，多半会被同伴或自己否决，认为这不是自己该管的事。结果，本来是小堵，极可能因大家都不管，而变成大堵。

　　这件小事足以说明中国人对发生在公共场域的事情是不大关心的，哪怕自己在场。这种把任何事都看成是“闲事”，“事不关己（其实很多事与己有关，甚至是当事者），高高挂起”的想法和心态，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但是，你不管，总得有人来管，政府于是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下，将大事小事全都包揽起来。政府管得越多越宽，就愈加养成老百姓被“管”的性格，不论生活和工作中发生什么事，不论自己有没有能力解决，都盼望着政府来管，认为那是政府的事，政府必须给“我”管起来，否则，就是政府失职。

　　可见，在“管”与“被管”的关系上，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强化，强化的结果，就是社会的空间被政府压缩，公共生活甚至私人事务也被政府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能有自治的存在。

　　现在，很多人抱怨政府管得太多，手伸得太长，权力太大，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但假如一遇具体问题就盼着政府来过问，来管，政府不管还不高兴，那怎么叫政府“瘦身”？所以，不能一味责备吃官饭的人太多，也该反省一下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不去破除自身依赖“管”的习惯和心态，为什么对公共生活没有参与的兴趣，为什么不去为打开社会自治之门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当然，就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来说，政府要先让一步。老百姓现如今之所以习惯被“管”着，关键还是政府力量太强大，以致人们不得不接受政府的管理。人的本性都是喜欢不拘束的，哪个人也不是说一生下来就喜欢被人管着。但是在一个管制传统和管制文化深厚、现实中又到处存在管制的社会，他不找政府管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让人们自我管理，政府就必须少管点，把可管可不管的让给社会去管理，就像一个刚入幼儿园的孩子，开始时可能自我管得很糟，但锻炼几回就好了，政府不能因为社会管不好，就拽着不放，这样社会永远自我管理不好。

　　对政府来说，这是个放权给社会的过程，有点痛苦。因为管制确实是一种很方便的管理手段，能够体现政府权威，也能使政府获利最大化，但如果不放权，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中国改革走到现在，就是在不断打破和缩小管制，变对社会的管理为治理的过程。

　　目前，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趋势已初步形成，但社会领域的管制还很多。要释放被政府之手钳制的社会活力，需要继续破除管制，开放公共空间，培植社会自治力量，将政府管理的相当一部分权力，交还给个人，让人们自我管理。这也就是我们倡导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