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舐伤 “民间信用体系被彻底破坏”

　　本报记者 李国生 应辽产 温州报道

　　 2月28日上午10点，一身疲惫的温州蓝天大药房董事长钟茂进，准时走进温州市高新区“处置办”报到。从去年8月开始，他的公司陷入资金链风险，他便经常和“处置办”联系。而他的公司有7000多万元的民间借贷至今无法偿还。

　　 “处置办”全称叫企业风险应急处置办公室，去年下半年以来，在温州市市县两级都成立了类似机构，有的由发改委牵头，有的由经贸局牵头，有的则由经信委牵头，多个政府部门参与，主要协调化解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与此同时，各级党委、政府还成立了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简称“处非办”），抽调公检法等多个部门人员展开工作。

　　 “去年温州一度出现了企业主跑路和债主集中讨债的不稳定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温州的社会恐慌心理已经基本没有了。”3月1日，温州市政府金融办相关负责人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本报记者调查发现，温州许多企业至今还没有走出资金困境，因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民间信用破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修复。而应急工作只解决眼前的问题，如何使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也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性突破。

　　民资自危

　　 “现在的温州谁都很难借到钱。”温州市某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峰（化名）无奈地说。

　　 温州自古以来就有民间借贷的习俗。近年来，温州的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遍地开花，许多公司表面上操作工商注册业务，暗地里都参与了吸存放贷的民间借贷。

　　 当地的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温州市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一共有40多家，但私下操作民间借贷的担保公司却有100多家，贷期基本上分为半年和一年两种。正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利息不会超过4分，但有些公司却抬高到了6分至7分。

　　 李峰的担保公司操作手法是，企业要贷款，该企业必须拿出贷款额的10%作为风险保证金放到银行，担保公司再拿出10%放到银行，由股权作担保，再由另一家企业做复保。按照这种方法先后给上千家小微企业解决了发展资金问题。

　　 去年银根紧缩，4家担保企业的企业主跑了，给他公司留下了700多万元的坏账。万不得已，李峰才到公安机关报了案，但公安机关立案很难，至今只有一家立了案。

　　 “全市担保行业估计有上亿元的坏账。”李峰说。

　　 另一位业界资深人士向记者透露，温州的一些融资性担保公司也陷入了债务困境，全市48家融资性担保公司已经跑掉了6家。“银行不愿贷款给企业，民间也不愿借款给企业，都担心还不了。温州民间信用体系已被彻底破坏，几乎人人自危。这是温州目前真正的悲哀！民间信用不恢复，温州经济就是死水一潭。”该人士说。

　　 2月27日，记者来到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春江路111号蓝天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在大门口和楼道里都张贴着有债务小组发出的《重组通知》。除了财务室和业务部，其它办公室都空空荡荡，会议室墙上，一张超大幅温州地图被密密麻麻的红色圆形标示出连锁店的位置，昭示公司曾经的辉煌。

　　 蓝天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1日，注册资金500万元，发展至去年旗下已拥有31家直营店和加盟店。“为了发展，银行贷款路子走不通，我们就只能走民间借贷的路子，先后借贷7000多万元。”钟茂进说，去年8月，公司经过努力从银行贷到800万元，但高利贷公司却以欺骗手法拿走了全部资金。资金链断裂后公司濒临倒闭，紧急情况下，公司召集债权人开会，成立了债权人小组，启动重组计划。但6个债权人还是将钟茂进起诉到了法院。

　　 记者在温州龙湾区一家农村小药店的仓库里见到了钟茂进。他告诉记者，现在他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只能借住在亲戚的仓库里。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惜贷。一些公务员把房子抵押在银行，贷出款来交给担保公司，挣高利贷。没钱怎么办？许多跑掉了。”一位知情人士说。

　　无奈之举

　　 民间资金的潜水，导致许多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求“财”若渴。

　　 2月29日，记者通过《温州都市报》的一则广告，将电话打到温州一家担保公司。当听说记者有150万元闲散资金想用于借贷投资，该担保公司的负责人非常热情——不要求记者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明文件，让记者“不用管”这笔资金未来投资到哪家企业，只让“放心”，年息有9%。

　　 据业内人士介绍，温州的民间借贷一般利息也就2分、3分，但经过层层转贷后，有的利息就高达6分、7分，还有1角的。“很恐怖，企业靠上高利贷肯定死，但不靠高利贷死得更快。没办法。”

　　 蓝天大药房在扩张过程中，除了从农村信用社贷的50万元，其它都是钟茂进和他妻子借的民间资金。开始他妻子借钱，后来钟本人也借，他借了2000多万元，而妻子借了多少至今说不清楚，“至少5000万吧，利滚利，说不清了。一共190多个债权人，原来利息2分、3分，后来就是7分、8分了。”钟茂进说。

　　 “没人查你非法集资？”记者问。

　　 “没有。我们没办法啊。”钟茂进坐在一个装满东西的纸箱子上，似乎不明白记者说什么。

　　 吴碎谈是蓝天大药房债务小组的组长，他告诉记者，他们开过一次会，人数不到20人，目前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尽快把债权债务理清楚。

　　 几经周折，《华夏时报》记者打通了一位身在外地的温州某洁具公司老板的手机。“我的手机从来不关机，但是我担心个别债权人雇黑社会人员整我，所以去年12月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广东。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电话中，他的声音沙哑而无奈。

　　 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该公司现有银行债务1.4亿元，民间债务2亿多元。

　　 陈先生是这家公司的一个主要债权人，他说他借给该公司的资金有2000万元，开始利息是5分，后来是4.5分。公司去年资金链断裂后，他们组织了债权人小组，让大家知情并谅解公司的难处，全部按照法律规定的2分利息支付，超出标准的已付利息计入本金，并且从2011年11月暂停支付利息。陈先生认为该洁具公司老板是个很有诚信的人，不会骗他们。

　　 “这几天又有两个鹿城区的警察到我公司调查，我不怕什么，但如果公安把我抓进去，我对不起大多数债权人。我欠的债一定会还，希望政府给我一个宽松的环境。”这位老板激动地说。

　　 事实上，在温州，呼吁政府宽松的不只一个企业主。据了解，温州市今年3到5月将有1000个亿到还贷期，现在多数企业没有资金还贷，这成为目前温州企业最大的困境。“我们建议政府给企业一个空间，不要逼得太紧。温州是风水宝地，温州人一定会走出这个低谷。”温州市信用担保协会总监事长李炎说。

　　应急改革

　　 在企业遭遇资金链困境和非法集资案多发的同时，温州市政府也在积极应对。

　　 去年9月以来，温州市市县两级都成立了处置办和处非办，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金融问题进行应急处理。对于打击非法集资的具体情况，市“处非办”工作人员以不方便透露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但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的庞大。仅仅以最新发案的泰顺县立人集团案，截至目前统计债权人已超过7000人。

　　 应急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在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加快推进金融制度改革。

　　 “初步设想，温州市到2013年发展小额贷款公司100家。而且，我们正在积极申报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张震宇说。

　　 2月29日，温州首家民资管理公司——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经批准开张试点营业，这是温州实施地方金融体制创新改革（1+8）方案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标志着将民间资本引向规范化、阳光化取得一个突破。

　　 根据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开展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民资管理公司是经批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开展资本投资咨询、资本管理、项目投资等服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确定在瓯海、瑞安、乐清三地先行试点。目前瑞安市试点的民资管理公司已初步确定，主发起人为华峰集团，注册资本金目前还未最终确定；乐清的试点选在虹桥，由东铁集团作为主发起人，相关的股东已基本确定，目前正在积极筹建过程中。

　　 据温州市民间资本研究会会长、温州市鹿城区工商联副主席黄伟建介绍，作为温州市第一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鹿城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也正在进行工商注册和门店装修。该中心由鹿城区工商联牵头、会员企业投资设立，不收费，只做延伸服务。如果企业需要借钱，把资料输入进去，正好有人有资金，担保方式也没问题，中心提供手续，双方成交。这样减少了中间环节，利息也公开化，企业得到更便捷、安全、经济的服务。资金的用途也透明化，放贷人也是放心的。另外，企业报表、审计都进行规范的评估，律师顾问团会专门评估是否触犯法律。

　　民间资本之水宜疏不宜堵

　　——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本报记者 李国生 应辽产 温州报道

　　 近年来鼓励民间投资的文件不少，不仅有“36条”还有“新36条”。但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石油等垄断行业的“玻璃门”依然存在。在民间借贷方面，《放贷人条例》也一直呼之未出。

　　 对于松绑民间投资最为迫切的，莫过于民间资本最为发达的江浙一带了。日前，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向全国人大有关部门提交了第一份由民间人士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投资促进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草案）》。对此，《华夏时报》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对周德文进行了专访。

　　 《华夏时报》：目前民间借贷面临哪些危机？

　　 周德文：受吴英案影响，民间借贷受到打击，现在民间借不到钱。过去借钱的时候，几千万都是一句话的事情，有些根本没有打条子。但现在，银行不相信企业，企业不相信银行。温州270多家担保公司，现在仍在经营的不到20家，民间借贷的业务基本停止，地下钱庄也基本上没有了。

　　 《华夏时报》：相比2011年，你认为2012年的中国民营经济潜在风险有哪些？

　　 周德文：我1月份就做出三个预警。第一个，警惕产业空心化愈演愈烈。去年以来，实体经济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善，实业会越来越萎缩。第二个，民间借贷风险向金融机构延伸。民间借贷50%以上的资金来自银行。第三个，信用危机社会化。去年是银行不相信企业，现在政府不相信企业，甚至政府的工程款都发放不来了，现在企业发货都要现金结算。今年危机有可能加剧，特别是上半年，下半年会稍微好点。

　　 《华夏时报》：要解决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周德文：温总理去年来温州时，我提了5个建议：一是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二是加快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三是加大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四是适度放松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五是建议国务院设立国家中小企业总局。这些建议在当前还是适用的，而且很多相关政策也已经相继出台，但是力度和速度还可以放的更大些，更重要的是政策需要实实在在落地。

　　 《华夏时报》：听说你最近在忙着联系两会代表委员联名提交《民间投资促进法》和《民间借贷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周德文：中国的GDP增值一直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经济要减少对出口和政府投资的依赖，就应当让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消费的最好出路，是激励巨大的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和垄断行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稳定和扩大中产阶层。也可以防止中国出现富人投资移民潮。一旦投资环境改善，投资自由度足够高，就会扭转富人热衷于移民的趋势。同时，民营经济发展需要《民间投资促进法》和《民间借贷法》的支持、保护和规范。金融垄断导致现有金融对民营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供给不足。《民间投资促进法》和《民间借贷法》立法可增加民间金融供给，打破现有金融垄断，提高金融整体效率，引导经济良性发展。

　　 《华夏时报》：这两个草案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周德文：这两个法律的推进可以给民间资金公平、公正、公开的国民待遇，解决约束民营经济规范发展的瓶颈，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远离短期炒作，远离资产泡沫。因此，将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可以改善投资环境，拓宽投资渠道，确保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得到实现，保障国民自由借贷和投资的权利，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国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中国民富国强、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

　　 《华夏时报》：你推动的《民间借贷法》和尚未出台的《放贷人条例》是什么关系？

　　 周德文：《放贷人条例》如果由国务院出台，它就是行政法规；如果由银监会出台，它就是行政规章。《民间借贷法》如果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它就是法律。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法律效力不同，行政法规和规章也可以说是政策。如果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放贷人条例》和《民间借贷法》可以并行不悖；如果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出台一个就可以。

　　 《华夏时报》：《民间投资促进法》和《民间借贷法》有什么亮点？

　　 周德文：《民间投资促进法》的亮点在于能够给予民间投资自由，填补投资法律空白。中国国民一旦享有投资自由，投资市场就会产生更多合法的投资渠道和“财产性收入”。积蓄的民间资本之水被疏导至合法的投资出路，自然不会流向非法的投资去处，也就用不着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费力不讨好地堵塞民间资本之水。

　　 《华夏时报》：既然该两草案立法稿已形成，接下来将开展哪些工作？

　　 周德文：法案立法建议稿形成后，需要立法机关、政府、企业界、学术界达成共识，最终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