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收入改革总体方案不能再拖了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本报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调整利益关系是最大难点

　　《华夏时报》：您今年的提案有两个？

　　迟福林：有三个。一个是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一个是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还有一个是关于海南的。

　　《华夏时报》：收入分配改革已经不是新问题了。

　　迟福林：对。我今年讲的是尽快出台总体方案，为什么呢？因为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牵动转型与发展全局的关键性问题。无论是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还是我们的社会转型，还是政府转型，现在都与收入分配改革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情不宜再拖了。

　　因此，我提了三个建议：第一，应该出台正式的改革总体方案。要不然，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会很多。第二，年内应该征求各方意见，增加总体方案的透明度，听听社会意见，使社会对这个事情有个期望。第三，一定要配套出台相关的措施。比如说，财税体制改革，注重通过控制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实行结构性减税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积极探索开征物业税、遗产税、赠予税等新税种，发挥财税体制在再分配中的杠杆作用。这样，收入分配改革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推动社会转型的一个举措。

　　《华夏时报》：您觉得方案出台能有这么快吗？

　　迟福林：我期望很大。第一，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国家制订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第二，政府工作报告中，去年提出要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第三，社会对此有很大的期望。另外，收入分配的矛盾问题比较突出。再就是，国家发改委对收入分配改革的研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几者综合起来，怎么能没有出台的条件呢？无论是原有的计划，还是现实的矛盾需求，以及已有的工作基础，都有了一年左右出台的可能。再加上之后可能在推动改革方面，应该有些重要的部署。

　　《华夏时报》：收入分配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什么地方？这么多年了，一直动作不大。

　　迟福林：这是和现实的矛盾联系在一起的。你回过头来看，现实的矛盾在哪里呢？就是利益关系失衡。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就是如何调整利益关系。中低收入群体(的相关利益)，要提高，要扩大；高收入群体，要调整，调整的最大问题是要透明，要建立财产公开的基础制度。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也恰恰是改革转型的难点，也就是敢不敢在调整利益关系上有些大的动作，采取一些有利的举措。这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难点，恰恰这个难点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如果越拖，矛盾问题会越大，越拖，短期问题就中长期了，局部问题就全局了。所以，我认为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切入口，来推动下一步的改革转型，因为它影响全局，牵动所有的利益关系，如果在协调关系上没有举措，那我们这个社会的风险矛盾会越积越大。

　　不打破利益关系的掣肘，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积重难返的局面难以改变。客观地看，尽管这些年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有某些进展，但矛盾和问题的确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例如：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问题日益突出；权力寻租有增无减，各种名堂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增多；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增大，并且具有普遍性的趋势。这些突出问题，有制度、法律不完善、“潜规则”盛行的原因；更有利益关系尚未理顺，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垄断行业改革，还是政府“三公”经费治理，都成效甚微，步履维艰。能否打破利益关系的制约，成为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大难题。

　　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透明

　　《华夏时报》：您说调整利益关系是最大的难点，那么，应该从什么地方切入才能更快地加以推动呢？

　　迟福林：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透明，所以，提高它的透明度，这是收入分配调节中的首要问题，只要透明度大一些，收入分配调节就会好一些，没有透明度，改革就没办法弄了。比如说，工资怎么定？大家协商啊。你说低了高了无所谓，我协商谈判。第二，灰色收入现在很多，咱不讲腐败收入，如果透明了，灰色收入就没了。第三，腐败在哪个地方都很难根除，但是，只要你透明，大的腐败就很难发生。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前提，是要解决透明度的问题。

　　《华夏时报》：那这需要制度方面的约束。

　　迟福林：是啊。比如，初次分配有个协商谈判的制度。再比如说，财产的申报制度。这当然需要从官员做起。经验证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解决分配不公，迫切要求尽快建立财产向全社会公开的制度，并先从官员做起。

　　《华夏时报》：这个很难。

　　迟福林：可是，这道关越早过越主动，越晚过越被动，是非过不可的一道关。越不主动过，可能矛盾问题会越大。这件事情，主要不是技术条件具不具备的问题，而是取决于改革的判断和改革的魄力。

　　《华夏时报》：那您说的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与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迟福林：非常重要的关系。收入分配涉及到再分配，再分配里面，这笔钱从哪里来呢？除了中央财政之外，最重要的是国有资本。如果国有资本一部分能够拿到公益性领域来，我们保障性住房也好、社会保障基金也好，不都有了一个前提吗？

　　《华夏时报》：您说的是个财源问题。

　　迟福林：对。第一，我们现在公共产品短缺是个突出矛盾，这和改革开放之初私人产品短缺有很大不同。原来是吃饭穿衣，现在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就业，包括环境，这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国有资本它的特殊性就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第二，我们现在的国有资本总量很大，国有资本收租分红的比例很低，所以，调整一部分国有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那么，对于解决公共产品短缺，加大基本服务公共化进程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也能体现出国有资本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不大赞成世行刚刚讲的如何全面缩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做大没什么不好，问题是你怎么做大的？做大了以后收益干吗了？这两条最重要，如果是依靠公平竞争，做大了有什么不好？如果做大了，要来于全民用于全民。

　　提高国有资本收租分红比例

　　《华夏时报》：收租分红比例要到什么程度呢？

　　迟福林：国际上大概20%到25%。我们两万亿保障基金还差1.2万亿，两三年就解决了，还有一部分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所以说，再分配当中，国有资本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华夏时报》：但是，你从国有资本那里多拿钱，是不是会有困难呢？

　　迟福林：那有什么困难呢？我给你矿产资源，就有个收租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利润，就是个分红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收租分红，是因为我们现在太低，低于国际标准。目前最高是10%，国际标准是20%到25%。我们的改革是个政府主导的改革，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协调者，必须在协调利益关系上体现出公平性，要对既得利益有所触动。对国有资本的调整有两个效益，一个效益解决公共产品的短缺，一个效益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

　　《华夏时报》：但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只有国有资本调整不够。

　　迟福林：对，比如还有财税体制改革。我们现在国富发展的特点十分突出：第一，国家财政增长成倍于GDP增长；第二，GDP增长总体上高于老百姓实际收入增长(去年不一样)；第三，国有资本的增长高于一般经济的增长。国富发展优先过去没什么错，因为总量很小，我们迅速做大总量，问题是：第一，老百姓在分享当中有落差，不公平；第二，这样一个发展挤压中小企业的空间；第三，这样发展没有更大的可持续性；第四，这样一个发展难以为继，它以投资出口为主，以重化工业为主。未来10到20年只要走向消费主导，13亿多人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从一个生产大国转向一个消费大国，20年保持8%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这几年可能会有调整，甚至可能到7%，但总体上说城市化至少有15到20个提升点，服务业至少有15到20个提升点，这对拉动消费、拉动增长是最大的动力，可是这个最大的动力没有释放出来，没有成为现实的动力，动力不足，动力被抑制。我们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发展，问题是怎么发展？我把中国未来的20年称为二次转型、二次改革，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但是以公平、可持续为目标，以结构调整为重点任务，而后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

　　消费主导是个大战略

　　《华夏时报》：可是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没有到位，财政收入增长几倍于居民收入增长，您现在说消费主导，而且认为是中国转型的大战略，是不是超前了？(迟福林近期刚刚出版“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

　　迟福林：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只有大判断、大战略确立了，它的前提条件才能解决，中国要不要走消费主导？消费主导是不是一个战略？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以后，才能转变发展路径，我是把更多的资源放在消费上，要消费怎么办？要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要改变老百姓的消费预期，所以，初次分配要解决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再分配解决老百姓的消费倾向，如果这样，涉及哪几个条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还有公共产品，等等。这些怎么解决？靠政府。政府怎么解决？政府必须要转型。(政府)从做大经济总量转到做大消费总量，然后将提高消费力作为政府的约束目标，不再将考核GDP作为约束目标。那么，这样一个逻辑下来，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所以，这个事情要反过来看。

　　《华夏时报》：您的意思是在大的理念上有转变。

　　迟福林：对，然后调整现有的政策和制度，所以，我极力鼓吹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欧美的市场萎缩肯定是个中长期的事情，而且中国走到一定的阶段，外部世界势必要对你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防止你更大更强。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内部的增长动力：城市化还不到50%，至少可以搞到60%-65%；服务业才43%，至少可以搞到60%-65%，这两项是多大的动力啊。第二，农村，两亿多农民工都市民化了，带动多大消费？第三，文化产业占GDP才2.5%，欧美是15%到20%，我们只要搞到10%，多少万亿的消费啊？中国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些消费潜力的逐步释放，完全可以支撑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在这样一个判断下，就要采取动作了。你不能说，现在保增长就要投资，投资对不对？对，保增长很重要。但是，短期与中长期怎么结合，现在要改变投资结构，不能4万亿都投到铁公基上去了。比如说，1万亿或2万亿投到保障性住房，农民市民化不就可以了吗？短期投资与中长期的投资消费就能结合起来了，就能改变投资结构。那么，这么做就需要有一个大前提，但是，这个判断远远没有统一。尽管我们一再说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但是将它作为一个大战略、作为一个重大的转型的选择，将它作为经济发展转变的一个突破，远没到位。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消费严重不足，消费能力远没释放，你说我们农民家里有什么消费啊？有点钱还得存起来，怕以后有病。

　　《华夏时报》：这就是您说的公共产品短缺，消费不足实际上是个体在承担公共产品不足造成的后果。

　　迟福林：是啊。家里的教育支出，不比过去要多得多吗？家里的医疗支出，不比过去要多得多吗？在养老上的支出，也在加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产品短缺制约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了他们的消费倾向。为此，推进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在这个理念下，加速推进收入分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