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鬼看老广

　　谭洪安

　　1963年夏天，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美国年轻学者，远渡重洋，抵达香港。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地，是一河之隔的广东，以及更广阔而神秘的中国内地。但那个非常年代里，极少有西方人能够“越雷池半步”，更何况是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美帝”一分子呢？

　　在此之前，他花了三年时间在哈佛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政治。他留在香港长达一年，大量阅读当时能见到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等几份广东主要报纸及其他中文资料，并尽可能多地接触不时由各种渠道移居香港的广东人（其中一部分曾在党和政府机关里工作过），尝试以这个近在咫尺的南方省份为标本，深入理解与西方世界隔绝十余年的东方大国内部的风云变幻。

　　1969年，《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在美国出版，很快就被视为“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前后用了六年研究写作该书的傅高义（Ezra F. Vogel），此际已是享负盛名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主任是他的老师费正清）。

　　傅高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使经济事务牢牢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政治决定取代了市场机制，以至于那二十年中，人民生活的基本变化不是来自于经济上的变化，而是来自政治组织的变化。他由此断言：“最后，经济结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回到不满意的生活状态。政治复兴主义（指‘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暂时的，因为缺少经济、政治的基础来支持它。”

　　十年之后，饱受政治动乱折磨的中国，果然重新选择了发展经济的道路，而广东则成了经济改革的开路先锋。

　　其实，上述研究成果问世仅仅两年，曾是傅高义哈佛同事的基辛格即受命秘密访问中国，掀开了中美关系乃至当代世界政治全新的一页。

　　在首次近距离观察广东的十年之后，1973年，得益于中美关系逐步解冻，傅高义第一次踏上了他通过报刊和采访所熟悉的那片土地，尽管他仍未能得到实地考察的许可。自1979年起，他每年都访问广东，并在此后大约十年时间里，得到当地政府和大学研究机构的支持和协助，走遍了包括三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和汕头）在内的全省所有14个地区和地级市，以及100个县中的70多个，参观国营厂矿、商业、农场乃至集体、个体企业。1989年夏天，他的第二本中国研究专著《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问世。

　　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1981～1985年）的阿瑟·休默评论说：“（本书）将会长期成为了解中国改革的重要文献。”而另一位著名的美国“中国通”鲍大可（著有《中国西部四十年》）则盛赞道：“这本书是划时代的巨著，它描述了邓小平时代所迈出的冒险的一步。”

　　有趣的是，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有一位在广州和港澳地区长期生活的美国人亨特，也写了两本书——《旧中国杂记》和《广州“番鬼”录》（“番鬼”是早年广东人对西方人的蔑称），记录他40年在华岁月的所见所闻。曾是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合伙人的亨特，在书中多有对鸦片战争爆发前广东商民日常经济活动的描述，对盛极一时的十三行行商，亦有第一手的观察记载。

　　作为广州当年少数几位通晓中国话的外国侨民和商人，亨特还通过行商领袖伍秉鉴，把在马来西亚进修中文时结识的同学四川人袁德辉，介绍给赴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充当译员，林则徐等人与英国女王之间外交交涉的来往信件，皆由他和袁二人联手翻译。据亨特回忆，鸦片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林则徐甚至曾专门派下属向他了解英军战舰的火力配备和结构性能。

　　与学者傅高义严谨细致的学术研究相比，亨特的两本书更多是稍显凌乱的个人观感和回忆，但仍不失为难得的原始资料，可供后世中国人尤其是对广东近代商业和社会历史感兴趣者参考。

　　傅高义曾说过，将近四十年后再翻阅1969年写的那本书时，“惊讶于自己竟能对广东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古语云“旁观者清”，也许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