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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修宪: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斗争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3-10 01:57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袁雪 2012-03-10 01:57:35  

  示威与反抗并不是在2011年2月第一次发生在埃及,但很多埃及人却是第一次走上街头加入到抗议政府的行列。24岁的埃及青年穆小龙(Mohamed Osama Mohamed Ragab)就是其中一位。

  2011年2月15日他走进开罗解放广场时,并没有参加游行抗议的准备,他只是好奇地想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发现我周围的人提出的要求都是关于整个国家与社会,而不仅仅是一己私利,所以我也加入到其中”,当时正在服兵役的他将之后的2天假期都花在解放广场,回到军营后发现周围是一片支持的声音。

  在穆巴拉克统治的30年中,对威权政府的反抗从没有停止过。但由于规模有限,不是遭到政府打压,就是有始无终。2011年邻国突尼斯的民众运动将同样长期执政的总统拉下马,带来了埃及人的觉醒。

  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埃及现在在创造一个新的历史:打破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强总统政治。正在争论激烈的制宪过程要做的就是规定与限制总统权力,达到各方力量制衡。

  解放广场觉醒后的一年来,埃及看似比以往混乱,示威游行和伤亡人数不断出现在各国媒体上。但埃及人自己的容忍度似乎则要高很多,“民主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起码现在有了希望。”穆小龙说。

  对穆巴拉克高压政策的抗议从未中断,但2011年突尼斯民主运动的成功唤起了埃及大众的觉醒。2月15日民众走上解放广场,18天后穆巴拉克宣布辞职,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接管国家事务。

  埃及的转型首先从修正宪法开始,在穆巴拉克下台后半个月内,由最高委员会指定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对现有宪法11处条款作出修改,对议员、总统候选人条件和任期等作出规定,为选举做制度上的准备。

  军方最早承诺,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的6个月内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随后将权力移交给新选出的文职政府。但由于缺乏共识,改革时间表一拖再拖,民众对军方迟迟不肯交权的不满在2011年11月开始爆发。

  导火线是军方授意临时政府副总理发表的一份《宪法原则》,其中规定:军方享有任何军事预算都不受议会审核的特权,军方有权否决未来议会通过的任何涉及国防的法律。此时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中得到控制权的形势已经基本明朗,而军方所要求的特权无疑会侵蚀兄弟会的权力。

  兄弟会所组织的游行示威只进行了一天,但开罗的不满则在发酵,示威继续并持续与警方发生冲突。面对压力,军方妥协将权力移交由原定的2013年提前至2012年夏天。

  “这是埃及民主运动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人们开始真正挑战军方的权力,这也是这个国家政治体制中重要的问题所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罗宾·赖特表示。

  1月28日,埃及上下议会选举历时3个月后结束。穆斯林兄弟会所组建的自由与正义党赢得47%的席位,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光明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埃及的现代史中,第一次由伊斯兰教派掌权。

  议会选举后的首要任务是选出制宪委员会,起草新宪法,并交由全民公投,之后在5月举行总统大选。军方则会在民选政府成立后移交权力。

  但2月2日,埃及北部第二大城市塞德港,一场足球比赛结果演变成暴力冲突,造成至少73人死亡,一千人受伤。民众质疑军方保证稳定和安全的能力,而这本是其在过渡时期掌控权力的基础。民众甚至指责军方故意制造混乱,以维持对社会高度控制的政策,延迟自由化时间表。

  大国修宪: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斗争

  “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中很久的小兔子,门一打开,必然有一段乱冲乱撞的时候”,穆小龙说:“埃及社会也是,突然的自由会突然冒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和问题。”

  尽管如此,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军队两股力量,他们的博弈与妥协左右着埃及的局势。

  虽然埃及军方在2010年的民主浪潮中没有和穆巴拉克站在一边,但之前它在埃及社会中扮演的是保守角色,埃及的历任领导人都是穿着军服的总统。

  有数据显示,军队一直是穆巴拉克高压政策的支持和执行者。有1.2万埃及民众曾在埃及军事法庭受审;经济上,军方依靠特权取得资源,拥有四千余家企业遍布各个行业,占埃及经济总量近1/3。

  有报道称,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所进行的幕后谈判,就包括对于示威者伤亡的案件,军官享有豁免权,只在军事法庭接受审讯。

  议会选举则将穆斯林兄弟会推向权力的圣殿,但兄弟会却绝不是政治新手。兄弟会已经存在85年之久,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反对派而被取缔。与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相比,埃及之所以能避免长期的动乱,具有强大和统一的反对派是重要因素,他们在政府倒台后撑起了局面。

  早先兄弟会一直被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相提并论(哈马斯是从穆斯林兄弟会演化而来),但兄弟会在埃及是以一个温和派的角色上台,在经济上甚至提倡自由的市场经济。

  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的沙迪·哈米德透露,在他与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会谈中,兄弟会并不愿意看到美国影响在埃及消失。美国停止援助以及经济支持将是对埃及经济的又一打击,而工作、经济增长正是埃及民众的迫切诉求。

  宪政立国

  埃及的民主革命运动看起来是一场对穆巴拉克个人的声讨:对他30年统治的政治厌倦,对其家族腐败的不满,最终将他从“神坛”上拉下来,并接受一轮又一轮司法判决。

  但实际上人们挑战的是“穆巴拉克所继承的,且未作出太多改变的埃及政治模式”,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者斯蒂文·库克评价,埃及发生民主化浪潮的根源在50年前就已经埋下:1952年纳塞尔推翻国王统治,赶走殖民者后,建立起的是强大的,几乎不受限制的强权总统制。

  纳塞尔在革命成功后,不再愿意将权力交给议会,他在法律上将埃及政治置于一党制的手中,所有权力都归总统掌握,埃及原来的宪法中甚至都没有对总统任期的限制。“纳塞尔是法老般的总统”,斯蒂文·库克说。

  但令穆小龙和其他埃及青年们不解的是,一个各类资源丰富、地处战略要地、获得过数次诺贝尔奖的文明古国埃及,为何落入当下的发展困境?为何会有1/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想是政策的失败,政府的没有效率造成了这个局面”, 穆小龙说,这样的解释让他们走上街头。

  埃及总统强权制的唯一“依据”,就是那部1971年宪法没有对总统的权力做出任何规定和限制。于是在穆巴拉克下台后,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宪法开刀。

  除此之外,“埃及真正要做的,是权力的平衡和制衡”,美国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罗宾·赖特表示,在谁是下一任总统,以及起草新宪法之外,埃及民主转型的另一个关键,是挑战军方权力的革命。民选政府建立后,埃及军方的权力是国内社会稳定的关键。

  1月28日,埃及上下议会选举结束。在埃及这个经历过数次选举操控,人们对选举结果存在习惯性质疑的国家,目前还没有广泛对此次选举过程或结果不公的批评,这无疑是个好的迹象。

  “对于这次历史性选举来说,过程的公正要比结果重要。因为选举的公正可以提高埃及人民对民主过程的信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路易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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