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修宪：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斗争

袁雪 2012-03-10 01:57:35  

　　示威与反抗并不是在2011年2月第一次发生在埃及，但很多埃及人却是第一次走上街头加入到抗议政府的行列。24岁的埃及青年穆小龙（Mohamed Osama Mohamed Ragab）就是其中一位。

　　2011年2月15日他走进开罗解放广场时，并没有参加游行抗议的准备，他只是好奇地想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发现我周围的人提出的要求都是关于整个国家与社会，而不仅仅是一己私利，所以我也加入到其中”，当时正在服兵役的他将之后的2天假期都花在解放广场，回到军营后发现周围是一片支持的声音。

　　在穆巴拉克统治的30年中，对威权政府的反抗从没有停止过。但由于规模有限，不是遭到政府打压，就是有始无终。2011年邻国突尼斯的民众运动将同样长期执政的总统拉下马，带来了埃及人的觉醒。

　　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埃及现在在创造一个新的历史：打破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强总统政治。正在争论激烈的制宪过程要做的就是规定与限制总统权力，达到各方力量制衡。

　　解放广场觉醒后的一年来，埃及看似比以往混乱，示威游行和伤亡人数不断出现在各国媒体上。但埃及人自己的容忍度似乎则要高很多，“民主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起码现在有了希望。”穆小龙说。

　　对穆巴拉克高压政策的抗议从未中断，但2011年突尼斯民主运动的成功唤起了埃及大众的觉醒。2月15日民众走上解放广场，18天后穆巴拉克宣布辞职，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接管国家事务。

　　埃及的转型首先从修正宪法开始，在穆巴拉克下台后半个月内，由最高委员会指定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对现有宪法11处条款作出修改，对议员、总统候选人条件和任期等作出规定，为选举做制度上的准备。

　　军方最早承诺，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的6个月内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随后将权力移交给新选出的文职政府。但由于缺乏共识，改革时间表一拖再拖，民众对军方迟迟不肯交权的不满在2011年11月开始爆发。

　　导火线是军方授意临时政府副总理发表的一份《宪法原则》，其中规定：军方享有任何军事预算都不受议会审核的特权，军方有权否决未来议会通过的任何涉及国防的法律。此时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中得到控制权的形势已经基本明朗，而军方所要求的特权无疑会侵蚀兄弟会的权力。

　　兄弟会所组织的游行示威只进行了一天，但开罗的不满则在发酵，示威继续并持续与警方发生冲突。面对压力，军方妥协将权力移交由原定的2013年提前至2012年夏天。

　　“这是埃及民主运动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人们开始真正挑战军方的权力，这也是这个国家政治体制中重要的问题所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罗宾·赖特表示。

　　1月28日，埃及上下议会选举历时3个月后结束。穆斯林兄弟会所组建的自由与正义党赢得47%的席位，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光明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埃及的现代史中，第一次由伊斯兰教派掌权。

　　议会选举后的首要任务是选出制宪委员会，起草新宪法，并交由全民公投，之后在5月举行总统大选。军方则会在民选政府成立后移交权力。

　　但2月2日，埃及北部第二大城市塞德港，一场足球比赛结果演变成暴力冲突，造成至少73人死亡，一千人受伤。民众质疑军方保证稳定和安全的能力，而这本是其在过渡时期掌控权力的基础。民众甚至指责军方故意制造混乱，以维持对社会高度控制的政策，延迟自由化时间表。

　　大国修宪：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斗争

　　“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中很久的小兔子，门一打开，必然有一段乱冲乱撞的时候”，穆小龙说：“埃及社会也是，突然的自由会突然冒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和问题。”

　　尽管如此，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军队两股力量，他们的博弈与妥协左右着埃及的局势。

　　虽然埃及军方在2010年的民主浪潮中没有和穆巴拉克站在一边，但之前它在埃及社会中扮演的是保守角色，埃及的历任领导人都是穿着军服的总统。

　　有数据显示，军队一直是穆巴拉克高压政策的支持和执行者。有1.2万埃及民众曾在埃及军事法庭受审；经济上，军方依靠特权取得资源，拥有四千余家企业遍布各个行业，占埃及经济总量近1/3。

　　有报道称，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所进行的幕后谈判，就包括对于示威者伤亡的案件，军官享有豁免权，只在军事法庭接受审讯。

　　议会选举则将穆斯林兄弟会推向权力的圣殿，但兄弟会却绝不是政治新手。兄弟会已经存在85年之久，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反对派而被取缔。与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相比，埃及之所以能避免长期的动乱，具有强大和统一的反对派是重要因素，他们在政府倒台后撑起了局面。

　　早先兄弟会一直被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相提并论（哈马斯是从穆斯林兄弟会演化而来），但兄弟会在埃及是以一个温和派的角色上台，在经济上甚至提倡自由的市场经济。

　　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的沙迪·哈米德透露，在他与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会谈中，兄弟会并不愿意看到美国影响在埃及消失。美国停止援助以及经济支持将是对埃及经济的又一打击，而工作、经济增长正是埃及民众的迫切诉求。

　　宪政立国

　　埃及的民主革命运动看起来是一场对穆巴拉克个人的声讨：对他30年统治的政治厌倦，对其家族腐败的不满，最终将他从“神坛”上拉下来，并接受一轮又一轮司法判决。

　　但实际上人们挑战的是“穆巴拉克所继承的，且未作出太多改变的埃及政治模式”，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者斯蒂文·库克评价，埃及发生民主化浪潮的根源在50年前就已经埋下：1952年纳塞尔推翻国王统治，赶走殖民者后，建立起的是强大的，几乎不受限制的强权总统制。

　　纳塞尔在革命成功后，不再愿意将权力交给议会，他在法律上将埃及政治置于一党制的手中，所有权力都归总统掌握，埃及原来的宪法中甚至都没有对总统任期的限制。“纳塞尔是法老般的总统”，斯蒂文·库克说。

　　但令穆小龙和其他埃及青年们不解的是，一个各类资源丰富、地处战略要地、获得过数次诺贝尔奖的文明古国埃及，为何落入当下的发展困境？为何会有1/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想是政策的失败，政府的没有效率造成了这个局面”， 穆小龙说，这样的解释让他们走上街头。

　　埃及总统强权制的唯一“依据”，就是那部1971年宪法没有对总统的权力做出任何规定和限制。于是在穆巴拉克下台后，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宪法开刀。

　　除此之外，“埃及真正要做的，是权力的平衡和制衡”，美国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罗宾·赖特表示，在谁是下一任总统，以及起草新宪法之外，埃及民主转型的另一个关键，是挑战军方权力的革命。民选政府建立后，埃及军方的权力是国内社会稳定的关键。

　　1月28日，埃及上下议会选举结束。在埃及这个经历过数次选举操控，人们对选举结果存在习惯性质疑的国家，目前还没有广泛对此次选举过程或结果不公的批评，这无疑是个好的迹象。

　　“对于这次历史性选举来说，过程的公正要比结果重要。因为选举的公正可以提高埃及人民对民主过程的信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路易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