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金融的终极标准是实体经济

　　——五十一评发展实体经济

　　钟启平

　　 这几天，两会就银行暴利问题引起争论，显得很热闹。从政府官员到企业家，不约而同地将矛头直指银行高利润，几位行长极力为银行辩护，认为银行利差不大。其实，银行家们更为关心的应该是银行的最终追求，即为什么办银行问题。

　　 去年年底，“银行利润高到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的言论曾一语激起千层浪，银行成为舆论界的焦点。

　　 根据两会前公布的数据，去年商业银行的整体净利润为10412亿元，银行的高额利润显得突兀。两会前，银行业再次成为焦点。

　　 两会上，银行暴利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在短短三个月间银行业三度成为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中国各银行存款与贷款之间的利息差距达3个多百分点，凭空比世界任何银行多拿了两个点，这两个点就是一万多亿元人民币。如果银行不拿这1万多亿元，就意味着工商企业、实体经济多了1万多亿元的利润，或降低1万多亿元的成本。他告诉我们，银行是依靠工商企业利润而暴富的。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认为，商业银行的高利润实际上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刘克崮则说，银行的高息差是政府部门以指导性价格给出来的，不是社会的供求关系调出来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说：赚钱要真正地靠自己的本领来赚钱，那是真家伙，如果靠利差、靠贷款增量赚钱那是两回事。

　　 而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说：银行的利润与国际比较不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说：大家对待银行的利润水平要客观，不要总想到“暴利”。

　　 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则持更强硬的态度：说中国银行完全靠高利差实现高利润这个说法不太符合事实。中国银行业的利差水平大体是2.5%左右，就算拿到国际上去，与世界上已经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国家相比，这个利差水平也是偏低的，或者是不高的。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是原央行副行长，她认为，中国银行业巨额的利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但她也强调，这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去解决。

　　 显然，银行界前后任大佬们都出场了。照笔者看，银行是否暴利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银行家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即：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两者孰重孰轻？值得银行家所深思。

　　 其实，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金融”只是实体经济的一层“面纱”，同时也是“润滑油”。它是依附于实体经济存在，同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

　　 但是，曾几何时，金融这个“面纱”、这个“手段”、这个“工具”开始在实体经济这个基础上面“动土”，开始超越甚至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呼风唤雨兴风作浪，让实体经济无可奈何、备受打击。金融，成为一只看得见的手，翻云覆雨；又宛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驾驭，搞得各国乃至世界经济不得安宁。近期的欧洲债务危机、美国的资本市场发生的问题，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无一不昭示出金融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无可否认，在目前的情况下，金融正在成为一种足以与实体经济对抗的力量。

　　 人们不禁质疑，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孰重孰轻？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虚拟经济的发展来源于实体经济的需求，同时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则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即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虚拟经济是第二性的。

　　 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电子货币、股票、债券、ABS等金融工具，已经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落后的虚拟经济会成为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的障碍。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发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

　　 衡量虚拟经济发展的标准是什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的情况看，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力量是实体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创新、发明、就业、生产使得经济既基础扎实稳定又日新月异。金融业的适度发展会给实体经济提供助力，但是金融业的盲目膨胀会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如果说，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还只是给人们提示了金融过度膨胀的风险的话，而今国际金融局势的险峻使得人们不得不格外正视金融业可能发生的巨大风险。把注意力再度投向发展实体经济和控制金融风险上来。

　　 全球金融危机并未远去，然而人们已经开始去反思这场危机，这其中哪些过度追求利润、过度追求风险“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难辞其咎。大多数情况下，大型机构不是因为具有竞争力，而是由于其具有的特殊地位而获得高收益。在扭曲的激励机制下，风险收益由大银行获得，损失则由公众来承担。而这些“大而不倒”的机构靠着政府救助的“隐形保险”更容易获得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金，市场倾向给予更高评级，降低了这些机构的融资成本，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机构的不正当竞争优势，从而降低了宏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就从金融行业自身来看。由于我国金融体系里仍然存在着“病灶”，一遇到风吹草动，风险就会暴露出来。一些金融机构不仅不能有效地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反而会成为宏观调控的利益“博弈”方和政策传导的“梗阻”。因此，在当前全球各国积极推进金融变革的时候，我国不能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旁落者”，而应抓住金融全面开放之前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继续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将银行系统的风险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治理和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综合起来考虑，切实提高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此时，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检验金融业成败的终极标准是实体经济，这也是金融业存在与发展的目的。如在这个基础上认识问题，银行家们便会有良心发现，便不会为自己暴利去做简单而直白的辩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