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最重要的是把这件事坚持下来

　　21世纪经济报道 马晖 北京报道

　　核心提示：“最近这半年，我是有意在回避媒体，埋头做事吧。”全国政协教育41组的休会间隙，朱清时对本报记者说。

　　在北京会议中心三楼的长廊上，要找朱清时很容易,身边围着记者最多的那位就是。

　　但很多熟悉他的记者都说，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今年两会上跟往年不太一样了。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话题，他一般不会主动提起，至于过去挂在嘴边的高校“去行政化”，也多是点到即止。

　　“最近这半年，我是有意在回避媒体，埋头做事吧。”全国政协教育41组的休会间隙，朱清时对本报记者说。

　　在去年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同南方科技大学一度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有段时间甚至贬抑之声群起，“当时压力的确是非常大，甚至感觉学校有翻船的可能”。

　　如今，经历过这段波折之后，朱清时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断。他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打工者的位置，坦言“政府希望给南科大多大的自主权，我们就有多大自主权，他们不希望，只是我们自己想，也没用”。

　　不过，认清现实并不意味着给自己找到一个裹足不前的理由。他引用了《人民日报》一篇评论里的话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据朱清时透露，南方科技大学目前正在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估，距离“转正”并不遥远。最近半年，学校从不同渠道招聘到48位教授，已经组建了五个系六个专业。

　　朱清时甚至开始考虑自己接班人的人选，毕竟任期已过半，留给他的时间并不是太多了。他希望能够找到志同道合者，继续自己的事业——在中国建一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学。

　　“政府其实是我的老板”

　　《21世纪》：南科大开办已有一年，首届46名学生现在情况怎么样？

　　朱清时：去年刚开学的时候，学校经历了一些风波，现在无论是学校还是同学们都慢慢平静下来了，大家学习状态都不错，成绩让我很满意。可以不客气地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的成绩可以跟国内一流大学学生相比。当然，也有个别同学成绩不是太理想，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固定的授课老师不够，去年很多都是客座聘请的。现在这个情况逐渐得到好转，这半年来学校已通过不同的渠道招了48位老师，有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再加上从香港和深圳聘请的12位客座教授，现在已有60多位教授给学生们上课了。我们组建了五个系六个专业，这也是南科大第一批的专业。

　　《21世纪》：在评价南科大时，有一种声音认为，南科大的日常行政管理能力是学校的一个软肋。如果要成为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离不开一支高效的管理团队。你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朱清时：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具体到南科大，又要考虑一些现实因素。的确，我们是需要一支精简、高效、有战斗力的管理队伍，但现在国内高校的情况是行政管理人员都有级别，这跟南科大创校之初所定下的“去行政化”理念是相违背的。我们当初设计的框架中，行政管理人员也都是没有行政级别的。但后来实际运作时，就发现要面对很多问题。现在最有行政管理经验的人大多是公务员，这些人一般都不愿意来南科大，原因很简单，我们这没有级别，收入又有限，他们来图什么？除非是为了追求一个办教育的理想，但现实是如今有这样教育理想、情怀的人太少了。

　　现在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主要还是我在做，学校也招了一个副校长，政府还派了一个副书记。我们现在希望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给南科大开个口子，制定一些政策让公务员愿意来学校，比如说在行政级别和待遇方面他离开学校后还能够恢复。

　　《21世纪》：要做到这点还是有难度的，怎么样能够保证政府不会对学校的日常运营过多指手画脚？

　　朱清时：这个就要靠制度设计了，我们希望通过国际同行的高校理事会制度来做。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理事会的章程，很多事情就按照这个章程来办。现在理事会一年开一、两次会，涉及到学校发展的大事都要在理事会上讨论，比如说学校的预算、招生、基建等。但是从理事会运作一段时间来看，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个理事会到底怎么来管学校，哪些该理事会管，哪些事理事会不必干涉，这个界限还不是很清晰。可能这也跟教育的特殊性有关吧，大家都觉得自己懂教育，都想对教育的事提意见，有的时候会干扰到学校的正常决策。

　　《21世纪》：你怎么看待南科大跟学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朱清时：我觉得南科大能不能办好，关键还在于政府能够放多少权给学校。毕竟这所学校是深圳市建立的一所公办学校，人、财、物都是当地政府出的，我只是通过招聘程序到那里当校长的。政府其实是我的老板，政府希望给南科大多大的自主权，我们就有多大自主权，他们不希望，只是我们自己想，也没用的。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21世纪》：去年媒体上也出现了一些针对南科大的负面声音，比如香港科技大学三位参加南科大筹办教授的高调退出，他们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指出学校筹建过程中问题。当时你的压力是不是很大？

　　朱清时：当时压力的确是非常大，甚至感觉学校有翻船的可能。那之后我们就咬着牙、默默地干了半年，主要精力投在人才引进上面，一口气招了将近五十位教授，设计了五个系、六个专业，把学校的教学框架基本搭了起来。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的风波，港科大教授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是放在中国现实中还是太理想了。当年香港科大筹备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可南科大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让我们仔细来规划。我自己的任期也就五年时间，教育改革的时机也是稍纵即逝，我们只能是一边筹建、一边招生、一边引进人才、一边设计我们的专业跟系。说实话，筹建南科大这件事，深圳等不起，我朱清时等不起，中国高教改革也等不起。

　　《21世纪》：怎么评价自己这两年在筹备南科大过程中的努力？你自己有没有想过最坏的结局？

　　朱清时：说实话，有想过这个问题。南科大失败不是办得成办不成的问题，而是办到什么样的水平的问题，如果这所学校办的水平不高，那才是真正的失败。自己当初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有点幼稚，想得理想主义了一点。真正到办学校的时候，发现基本没有碰到红灯，也没有碰到绿灯，却全都是黄灯，挺考验人的。尤其在去年经历一些事后，我常对自己说，最重要的是把这件事坚持下来，不要一遇到什么批评的声音就停下来不干了。深圳的朋友也告诉我，特区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也是在争议声中走过来的。所以，尽管现在学校的建设还遇到一些挫折，但我个人仍充满信心。不知道你注意《人民日报》今年2月份的一篇评论没有？标题叫《宁要微词 不要危机》，里面有一句话说的好“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我想我们南科大现在也要往这个方向走，坚持改革。

　　《21世纪》：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科大的诸多改革尝试也正在撕扯中国高等教育的铁幕。去年以来，国内一些高校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比如东北师大公开直选校长。

　　朱清时：媒体聚焦南科大的改革，对我们而言可能是双刃剑。一方面会影响到学校的改革进程，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改革理念也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南科大是个挡箭牌，大家对高等教育的很多不满，我们大张旗鼓搞改革，有些箭就往我们身上射，但是这样其他人就可以悄悄在背后做很多事情。高校改革尤其是去行政化的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国内一些高校也在做，就像东北师大的校长公选，这在过去根本不可想象。尽管是个别学校在搞，但毕竟开始试点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南科大的历史使命已经开始显现。

　　另外，我们的改革尝试也被国际同行所关注。去年美国知名的《科学》杂志评选的2011年重大新闻事件中，就有我们的“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改革。

　　“还有两年半，我的使命就结束了”

　　《21世纪》：新学期马上就开始了，南科大今年招生计划是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准备招多少学生？

　　朱清时：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好回答，我们在做招生的准备，但是一切要等教育部正式批准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就是要等教育部对我们学校的评估、转正这道手续。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的，我希望南方科大今年有学生招进来。无论教育部还是各级领导，其实都很想让南科大这个教改试验田迅速前进，这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我想他们会很快有答复的。另外还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新园区要到今年六月份才盖好，如果要招生的话，也是在200人以内，将在全国统一招考学生，这个还没有最后决定。

　　《21世纪》：第二期的学生，要不要参加全国的高考？

　　朱清时：今年要不要参加全国高考，需要请示教育部再决定。我自己的想法是，学生即使参加高考，高考成绩也是我们录取的部分指标。现在看，高考无论如何都是最公平的一种方法，绝大多数学校都应该参加高考，但高考的缺点也就在于一刀切。我们想做这个实验，让学生凭自己的真本事让社会抢着要，而不是因为行政权力支撑的文凭。

　　《21世纪》：没有教育部认可的文凭，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你担心吗？

　　朱清时：非常有信心，现在我们的这批第一届四十几个学生，已经被好多大公司要走。这些公司的负责人说，南科大的这批学生毕业后，只要是你们学校推荐的，不用考试，我们全要。

　　《21世纪》：学生要毕业的时候，作为校长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何时“毕业”？有看到媒体报道，说你已经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

　　朱清时：我是深圳招聘去的，任期五年，任期一结束，我的使命就完成了。现在看，还有两年半，我的使命就结束了，我想将来自己还是要回中科大做个教授，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事。但是在任内，我力争要把南科大尽可能建好。但实话实说，诸事不完全由我。不过，我相信南科大改革的方向一定会有人坚持下去，南科大也一定能办好，因为这是中国教改的必由之路。至于我自己，现在年龄大了，精力也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我是希望理事会能够找到更年富力强的人来担任校长。至于候选人，是有一些，但这些最优秀的候选人还在美国，他们能不能够回来愿不愿意回来，现在看还不一定。我一直在找志同道合的人，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但过去接触过一些，人家看我们学校的艰难情况，大多下不了决定到深圳做这件事。他们觉得，就连我这样的办学都如此艰难，自己来做还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问题。所以，我希望南科大的事今后变得更容易些，让我的接班人有更多决心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