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应该警惕未富先老

　　———访《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第一编著者蔡昉

　　□记者 方烨 北京报道

　　从去年开始，经济学界普遍议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可能会从前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进入到今后一段时间的中速增长时期。在这些制约因素当中，人口老龄化到来，人口红利即将消耗殆尽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近日《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第一编著者、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供给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趋于无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尚未进入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面临着“未富先老”的考验。

　　“刘易斯转折点”判断的提出

　　《经济参考报》：您是国内最先提出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学者，在这方面您是如何判断的？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并将逐渐发生变化。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如果劳动力短缺这个假设成立的话，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将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这时，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良好表现。因此，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从经济增长、人口转变、劳动力转移、市场发育、宏观经济周期、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等角度的观察与研究中，发现并论证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中国逐渐消失。由于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用发展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到达了一个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的阶段性变化，于是，我开始写作和编辑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提供种种证据以论述这个转折点的到来，并尝试揭示其所具有的政策含义。

　　实际上，从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人们极力否认其作为一种长期阶段性变化的表现，到如今几乎无人不谈工资上涨问题，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变化的存在和深远影响。

　　最值得欣慰的是，学术争论使我的研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这并不是指任何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说通过不厌其烦的讨论和说明，使我形成了关于论证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各种证据相对完整的视角，以及转折点到来重要政策含义的相对完整的概括。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则是，由于我越来越把说服同行作为一项自觉的任务，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技巧上也有了一些进步，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本书的逻辑框架。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经济参考报》：在您看来，应当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

　　蔡昉：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方向作用，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按照传统的定义，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就是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后者效果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

　　我们收集了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数据，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仅说明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且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由于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提高，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呈现一种互相消长的态势。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

　　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将越来越快，而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中国应该警惕“未富先老”

　　《经济参考报》：近两年来，您在多个场合都在呼吁中国应该警惕“未富先老”，您觉得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怎么做？

　　蔡昉：在完成人口转变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然而，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会产生不同的效应。

　　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发生于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加上了计划生育政策的额外作用条件下，在较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上提前完成的，相应的老龄化是在人均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上发生的。即还没有从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结构，转向资本丰裕的禀赋结构，从而还没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以及工资水平上涨的趋势，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长期享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将会获得削弱。与此同时，由于从人均G D P水平看，中国尚未进入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

　　尽管目前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是，在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进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的不断出现，会对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产业发展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严峻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当然，根据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当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具备了向有利于劳动者方向变化的条件，因此，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机。抓住这个机会，有助于在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同时，着手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和社会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