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东南亚，甚似东南亚？

　　文/本报特约撰稿 杨志荣

　　每一场经济或金融危机，都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引发危机的诸多因素不断纠结和复杂化，对社会经济金融的破坏程度更加难以估量。因此，中国可能毁于一场金融或产业危机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言论并非耸人听闻。

　　以贵金属本位制主导货币发行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危机的爆发直接表现为产业危机，包括全球贸易保护盛行的20世纪30年代，解决产业危机要求的只是市场空间，因而往往诉诸于战争和国际协调重新开放市场，恢复起来也很快。但信用货币下产业危机往往连锁引发债务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乃至金融危机，本质上都是信心危机。而信心的恢复殊为不易，因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正是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首场产业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是源于一场产业危机。80年代后期以来的10年中，在拉美债务危机未解的同时，日元升值在推动日本产业全球化的同时也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以致元气大伤、经济持续低迷，而苏联解体推动的两德统一让德国自顾不暇，刚刚签署自贸协定的北美也于1994年底开始遭遇墨西哥金融危机打击。全球经济基本面的走低，致使东南亚依赖美国信息产业发展形成的电子加工业出口出现全面萎缩。1996年，东南亚出口增长率从22.8%下降到5.6%，泰国更是猛降到3%，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的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1.2%、8.7%、8.4%、5%，外债占GDP比重分别高达46%、39%、54%、47%，而相当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投资，各国房地产贷款占银行总贷款普遍高达20%-30%，致使20世纪90年代初拟定的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型的战略计划实施缓慢，经济增长率从先前的8%-9%急剧下滑乃至出现负增长。由此，东南亚国家由产业危机引发的资本外逃促发了货币急剧贬值和资产市场急剧缩水，经历了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高级化的四小龙大得多的损失。

　　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国家何其相似！全球信用链“去杠杆化”引发的全球消费总量下降，以及欧美“再工业化”引发的制造业回流，已致中国的出口环境急剧恶化，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缓慢。与此同时，持续的房地产调控依然让房地产开发投资在2011年收获27.9%的增长，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分别增长4.3%和12.1%，这意味着房地产单位面积价格依然在增长，而房地产贷款占商业银行贷款余额比重依然连续两年维持在25%。与此同时，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资产负债率分别高达58%和70%以上，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现象严重。而各级政府因担心众多半拉子工程停工可能造成的资产损失，不得不继续为后续工程融资，于是受制于政府权力的银行越陷越深。尽管拥有庞大外汇储备的中国也许可以避免汇率大幅震荡，但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改善银行和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这显然比东南亚金融危机难解得多。